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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Ｄ·Ｈ·劳伦斯、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

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

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

“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

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

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

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过了。”他说。

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的写了誊了。

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

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

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他不说，我不问，画完画，对他倦倦的笑一笑，低头走了。

下一周，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

再去画室时，只说病了，低头去调画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

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着顾福生，一直看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突然想哭出来。

“没有骗我？”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淡，稳住了我几乎泛滥的感触。一个将自己关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和不能相信——更何况老师替我摘星了。

那一场长长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几乎死去。

当我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我狂喊了起来——“爹爹——”

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踉跄的跑到玄关的地方，平日的我，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那声呼唤，又是那么凄厉，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

“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先是愕然，再是泪光一闪。我一丢画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日，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们晚饭时讲学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后来我便退了。

不知不觉，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时的长春路、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打通，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