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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完課後油田派車拉我們去敦煌參觀，游石窟找飛天，爬鳴沙山看月牙泉，還到了電影《敦煌》的外景地租了戲裝照相。王樹增頂盔披甲，手持大刀，威風凜凜，果然是大將軍八面威風；我與他同樣裝束，但一看就不是那麼回事。當時我就想，王樹增這樣的人轉了業和我這樣的人還不轉業都是軍隊的遺憾。

從玉門回來不久，就去了魯迅文學院讀研究生，王樹增在職學習，與我同學。我那時還比較年輕，腦子裡有資產階級思想，上課時喜歡看前排漂亮女生的脖子和頭髮，一堂課下來，滿腦子幻想，老師講的什麼我基本上不知道。王樹增看我這樣子，恨鐵不成鋼，就經常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嚴肅地批評我，委婉地開導我，提醒我一要珍惜這次學習機會，二要保持革命軍人的氣節。在他的教育幫助下，我頭腦里的資產階級思想得到了很大克服，能夠認真聽課了，學習自然也有了進步。

這時我跟王樹增已經成了無話不談的親密朋友，我對他說很想轉業，他說你千萬不要轉業，還是軍隊好。我說你為什麼要轉業呢？他說當時部隊有一個轉業回北京的名額，但回來後就後悔了。他是個聽到軍號就激動的人。他是個嗅到軍營大鍋飯的氣味就胃口大開的人。他是個天生的當兵的材料。他說如果有可能，一定要回到隊伍里。我們畢業典禮那天，正好海灣戰爭爆發，他對我說他一定要歸隊。正好部隊急需劇本創作人才，他果然就歸了隊，成了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的編劇。

最近的消息是：王樹增寫出了60萬字的長篇紀實文學《遠東韓戰》，寫得很有些驚心動魄。我的朋友王樹增，現任武警創作室創作員，此前曾任武警文工團副團長，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副團長、編劇，魯迅文學院辦公室主任、在職研究生，武漢空軍創作室創作員，武漢空軍文工團編劇（曾登台演出過話劇、相聲），武漢空軍某部傘兵，山西臨汾地區插隊知青，北京學生，兒童。

提起他的作品他總是說那不值一提，但提到他的8年傘兵生活，他的話就會滔滔不絕。

&ldo;我總忘不了那一剎那‐‐飛機載著我們這些全副武裝的傘兵在拂曉幽暗的天空中爬升、爬升，突然，一股溫柔明麗的顏色塗滿了我年輕的臉……&rdo;在過去的歲月里，許多次，他站著，筆挺，像一棵松樹，眼睛裡閃爍著心馳神往的光彩，對我說：&ldo;那時候，我們經常從天而降……&rdo;

（摘自《軍營文化天地》2000年第5期）

回到《1901年》（莫言、王樹增對話錄）

★《1901年》不是寫&ldo;皇上&rdo;的書

莫言：樹增，首先祝賀你在《遠東韓戰》之後又寫出了《1901年》這樣一部大書。我覺得這兩本書都具有以往紀實類文學作品中比較少見的寶貴素質：客觀性。後者比前者更為明顯。我很想知道，面對浩如煙海的素材，你是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判別和選取的？

王樹增：書寫的歷史畢竟不是歷史本身，所有關於歷史的記述都難免評價，因此，&ldo;客觀&rdo;地敘述歷史只是相對的。這個客觀不僅僅是敘述歷史事件進程的客觀，還包括&ldo;評價&rdo;上的&ldo;客觀&rdo;‐‐這個客觀也許更有意義些，因為對歷史的回顧，其有價值的意義在於回答當代人生存狀態中的某種困惑。

寫《1901年》的時候，我對野史筆記給予了極端的重視。我贊同魯迅先生的論斷，從更&ldo;接近真實&rdo;的角度上講，野史筆記比官修正史可靠得多。但無論正史還是野史，都有一個取捨問題。我對史料的判定原則是：有明顯標榜其政治立場者，剝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