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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为前所未有的“三治法家”，事实上成为战国当之无愧的新法家大师。

法、术、势三说，此前皆有渊源：法治说以李悝商鞅为最显，术治说以申不害为最显，势治说以慎到为最显。

在战国诸子百家的眼中，法、术、势三治说虽有不同，但其根本点是相同的，这便是以承认法治为根基。唯其如此，战国之世将法术势三说视为互联互生的一体，统呼之为法家。然则，这种笼统的定名，并没有得到法家群体认同。在法家内部，三说之间的区隔是很清楚的，谁也不会将法、术、势混为一谈。可以说，法家事实上有三个派别，而且是很难相互融合的三个派别。

韩非融三派为一家，化不可能为现实，使通晓法家的秦王嬴政惊叹不已。

《韩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势治为根，法治为轴，术治为察。

势者，权势也。位高则重，位卑则轻，是谓势也。自古治道经典，无不将“势”明确看作权位。《尚书·君陈》云：“无依势作威。”法家言势，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也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

《慎子》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者不足慕也……尧为隶属（治陶工匠）而施教，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

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没有权力运行，则不能治理国家；权力是律法政令的源头，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没有最高权力，任何治道的实施都无从谈起，是谓无势不成治。所以，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被势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

慎到的势治说不可谓不透彻，但因为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洞。一个最大的尴尬便是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

缘由于此，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将国家治道的根本定位为法治，认为法律一旦确立，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所谓举国一法、唯法是从，皆此意也，是为法治派。

术者，寻常泛说的是技巧、方法。然则，法家所言之术，却是治吏之道，是谓术治。战国之世，术治说由申不害执牛耳，被天下看作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

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根基在于：无论是势还是法，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这个人群，便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否则天下无治。所以，治道之本在统领臣下的术治。

显然，申不害术治说也是偏颇的，漏洞也很明显。一个最大的尴尬是：国家若不变更旧法（根基是不废除实封制），而唯重吏治整肃，便不能根除奸宄丛生、迭起的痼疾，国家始终不能真正强盛。齐国如此，韩国更是如此。

嬴政在御书房中不断的踱步，晃得前来夜话的李斯都快头晕眼花了。他突然停下，拍手称赞道：“《韩非子》一书确实新奇，它承认“势”是法治的源头条件，却又清醒地认为仅仅依靠“势位”不足以明法治国，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大治，天下太平。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孤王被韩非的论点深深地折服了。”

嬴政越说越激动：“但是孤王最为激赏的，还是《韩非子》中问诘难势说的矛盾故事。专言势治者云：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故势治为本也。果然如此，其论则必成两端：尧舜拥势，虽十桀十纣不能乱；桀纣拥势，虽十尧十舜不能治。如此，究竟是凭人得治，还是凭势得治？凭势得治么，暴君拥势则圣贤不能治。凭人而治么，圣贤无势而天下照乱。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故事来说明：人有卖矛卖盾者，鼓吹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鼓吹其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