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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非营利的艺术组织渡过，我希望得到一个体面的告别而不是一个沉重的长靴。我觉得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圣丹斯的创立是为独立导演提供一个免受经纪人和有钱人干扰的庇护以便让他们把精力集中在电影的实质上，但是，现在管理圣丹斯的是同样一些看重数字成绩之徒。”

雷德福对这艘破船的事故做了一番调查，试图弄清它是如何一步步错到今天这种地步的。他慢慢明白，是自己拖累了圣丹斯，就像圣丹斯又拖累了自己一样。“许多人说什么我有多高的价值，”他有时抱怨，“我开始不以为然了，事实上我起了一种破坏作用。如果有人说这家伙是个半瓶醋，他到犹他州来是想借此逃税，那么他们并不会急于去做奉献。所以，我有意识地试着稍事停顿，因为我觉得它的发展并不正常。有人把这视为管理上的颠三倒四。这样说并不是实事求是。这是有意如此。3年前我就想回到自己的本职工作。我有很多事情想做，有许多电影要拍。在1970年代，我拍了十四五部影片，而1980年代只拍了四部。放弃我的演艺生涯而经营圣丹斯绝对不是我的初衷。”

和波拉克一样，许多人把这位明星准确地定位为一个消极的进取分子，有一种从近在咫尺的胜利招致失败的才华。《候选人》（The　Candidate）中最后一场戏就是雷德福的出走。他扮演的那个角色赢得了残酷的加州议员的竞选，但是最后当镜头在旅馆一间空房子里找到他的时候，他却说了一句满腹牢骚的话：“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范瓦根伦总结说：“没有什么比没有他而圣丹斯照常运作更让鲍勃喜欢的了。但是，事情越来越清楚，他是问题的关键。他意识到自己得参与进来发挥核心作用。”

与此同时，雷德福不耐烦地等待着索德伯格启动《山丘之王》的拍摄工作。索德伯格于前一年8月带着《性、谎言和录像带》的余部到圣丹斯总部出席过一次独立导演研讨会。他告诉埃斯蒂斯他就要跟贝茨·布兰特利结婚了。1989年12月，他果真在夏洛茨维尔在一位保安官的证婚下结婚了。两人似乎还在热恋当中。几个月后，索德伯格开始拍摄《卡夫卡》，并着手考虑他的下一部影片。雷德福希望他先拍《山丘之王》。但索德伯格仍然觉得他欠波拉克一部影片。在他进行《卡夫卡》的后期制作期间，雷德福请他到环球公司自己那套平房别墅里见面。雷德福迟到了45分钟，因为那里没有其他人，这位年轻的导演只好坐在外面的水泥台阶上耐心地等待。索德伯格回忆起这次会面，雷德福说：“我听说你在拍《山丘之王》之前可能会拍别的片子。〃

“嗯，可能吧。”

“我不知道还该不该做这部影片。因为我不知道你还想不想拍。”

索德伯格听了十分恼火。他想，这真是太奇怪了。因为是他们找到我，我推荐了那本书，这个拍摄计划并不是他们最早提出的。他感觉雷德福好像在威胁似的。“雷德福的意思是：‘我是用你呢还是不用？’”索德伯格回答说：“不，我一直想拍这部影片。但是事情太多总协调不好。我只能告诉你，我绝对想拍这部影片。我不骗你，我可不是在玩游戏。”

愤怒的艺术家　1989（17）

“好吧。”

索德伯格对这次见面感到很不痛快，尤其是现在雷德福还拥有《山丘之王》的版权。

1989年5月，哈维在戛纳电影节上拿走了《天堂电影院》（Cinema　Paradiso）。当时没有人想要这部影片。这部影片由吉塞贝·托纳多雷（Giuseppe　Tornatore）执导，前一年在意大利已经引起强烈反响，影片长达两个半小时，看得让人神经麻木。大多数买主一般不会重新剪辑影片，尽量保持作品原貌。哈维却没有这么轻松。那时他有一套原始的、用来剪辑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