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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含有作者鹏飞无望，聊以著书，聊以名志的意思。

大文学家王士祯对《聊斋志异》的赏识算得上蒲松龄人生的重要事件。王士祯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人，官做到刑部尚书。他创立“神韵说”，是清初一代文宗。王士祯丁忧期间到西铺探望从姑母毕际有的夫人，和蒲松龄相识。这时，王士祯正在写作笔记小说《池北偶谈》。他对《聊斋志异》很感兴趣，大加赞赏。他向蒲松龄借阅《聊斋志异》，写下36条评语，说《张诚》是“一本绝妙传奇”，说《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他还写下一首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首诗称赞《聊斋志异》的传奇性、趣味性，用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说出《聊斋志异》的底蕴。蒲松龄写小说受到孙蕙、张笃庆等朋友的劝阻，却在一位台阁大臣那儿得到赏识，他非常激动，有一种“春风披拂冻云开”，“青眼忽逢涕欲来”的感觉，他以王士祯的私附门墙的弟子自居，真诚地希望王士祯能给《聊斋志异》写序。王士祯答应可以考虑，但最终没有写。这可以理解，台阁重臣给穷秀才的“鬼狐史”写序，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有趣的是，历史常跟人们开玩笑，当年蒲松龄希望通过王士祯写序提高《聊斋志异》知名度，现在《渔洋山人精华录》煌煌巨著里知名度非常高的诗歌，竟然就是这首《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历史常跟人开玩笑，你明明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样的结果恐怕是王渔洋和蒲松龄都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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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墓被掘所见（1）

我关注并调查蒲松龄墓在“文革”中被掘的情况，是想通过墓葬搞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

蒲松龄18岁时奉父母之命和刘氏成亲。刘氏荆钗布裙，少言寡语，讲究实际。蒲松龄和她是柴米夫妻、贫贱夫妻，不是神仙眷侣、浪漫情人。这一点，蒲松龄的《述刘氏行实》写得非常清楚。

奇怪的是，聊斋爱情却种类繁多、描写细腻。能把爱情写得如此多样、如此动人、如此出神入化，总该有作家亲身的爱情经历在内吧？基于这样的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出现了“蒲松龄第二夫人”之争。

1980年田泽长教授发表的《蒲松龄和陈淑卿》一文根据《蒲松龄文集》的《陈淑卿小像题辞》提出：这篇骈文写的陈淑卿是蒲松龄的情人。蒲松龄22岁时逃避“于七之乱”，在一个古老山村跟年仅十六七岁的陈淑卿相遇、相爱，结为夫妻。半年后回家，他们不合法的婚姻受到父母阻挠，陈淑卿被迫离开蒲松龄。蒲松龄30岁到江南宝应县做幕宾，借南游的机会跟陈淑卿共同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生育了子女。“可怜乐极哀生”，蒲松龄的幕宾生活一年就结束了，陈淑卿也因病与世长辞，给蒲松龄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田教授的论述似乎很有道理。《陈淑卿小像题辞》情辞并茂，文章作者跟陈淑卿理应是爱侣，他们的曲折爱情也颇像某些聊斋故事。但问题是：这篇文章是蒲松龄“夫子自道”还是给他人代笔？当年蒲松龄做私塾先生时，经常替东家捉刀代笔。因家庭困难，蒲松龄还卖文为活，因这类文章写得太多，蒲松龄专门写了篇《戒应酬文》。上世纪50年代，《蒲松龄集》的整理者把这类应酬文章，都收到《蒲松龄文集》里。许多以第一人称写的文章，所表达的感情，并不属于蒲松龄，而属于请他代笔者。《陈淑卿小像题辞》开头有“射雀之客，旧本琅琊”八个字，“射雀之客”是对女婿的代称，而“琅琊”是书圣王羲之后人的自称，这说明陈淑卿的情人姓王，蒲松龄三十几岁时恰好在王家坐馆，《陈淑卿小像题辞》显然是代笔之作。

既然陈淑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