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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仇恨的是輕蔑。這就似非而是地使得把共產主義引進德國的問題冷卻下來。有一次史達林告訴米科萊契克說：&ldo;共產主義不適合於德國，就象馬鞍不配安在牛背上一樣。&rdo;在波茨坦會議上，他曾告訴邱吉爾說，他在1907年看到有二百個德國人未能參加一次共產黨的會議，因為沒有一個人在火車站柵欄門收他們的車票。1945年5 月，有個俄國軍官對一位美國人這樣說：&ldo;我們肯定不打算把共產主義這樣高尚的理想帶給那樣的人民。&rdo;史達林因德國工人未能進行切實有效的抵抗去阻止納粹的興起而蔑視他們（他輕易地忘記了他自己不贊成社會黨同共產黨合作時，對造成這個後果應負多大的責任）。他對共產主義在德國群眾中是否受歡迎並不抱幻想，他認識到在德國實行共產主義，不能依靠自下而上的自發運動，只有依靠紅軍和俄國的實力才有可能。再者，馬克思主義學說教導說：首要的任務是奪取生產資料，為此目的，可以利用任何自願的同盟者，在牢固掌握政權以後，就可以推行共產主義。還有，迅速索取賠償的機會（這裡速度是很重要的）取決於毫不拖延地重新開動資本家的生產機器。為達到此目的，需要從資本家那裡取得儘可能多的幫助。所以，如同在東歐其他國家採取的政策13一樣，第一步不是建立共產主義的國家，而是建立&ldo;人民民主國家&rdo;，在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里吸收一些資產階級的傀儡政黨參加。

然而，俄國人很自然要在共產黨人當中找朋友，並把那些流亡俄國受過訓練的德國人安插到負責崗位上去。關鍵的職務必須由可靠的人來擔任。俄國人絕對地相信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結構是其經濟結構的反映，他們不可避免地要採取措施立即凍結銀行存款，對主要工業部門實行國有化，實行土地改革。在德國垮台以前，土地改革的綱領已經在俄國擬就，連同賠償方案在內，這似乎是俄國人為占領德國所做的唯一的明確的準備工作。的確，為了永久摧毀普魯士軍人特權階層的權力，土地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初期的土地改革還不是實行集體化，而是把土地再分配給小農。這就形成了牢固的階級力量，可賴以抵制舊政權的復辟。這正是1917年列寧所採取的&ldo;妥協&rdo;辦法，以誘使農民支持布爾什維克而從沙俄軍隊中開小差，正是此舉對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貢獻。

不管俄國人在他們所奉行的政策方針上企圖表現得多麼克制，不管在把共產主義同失敗聯繫在一起考慮時是多么小心翼翼，他們不能不推行一種新政策，建立一個新政權，而其成敗勢必要影響到他們的威信。他們可能有此打算，把最初建立的政權當成是&ldo;預備犧牲的&rdo;，一旦他們的政策需要犧牲或解散這個政權，他們決不會因感情用事而裹足不前。但政權的變更不容許影響其基本性質。不管怎樣，德國人對於形式上的細微差別是不大計較的。他們反正把新政府看作是共產主義的，因為共產黨人擔當著重要職務，而且因為它是蘇聯建立的。所以，俄國人對新政府的命運不能漠不關心。這就導致俄國人內部負責索取賠償的當局同負責與德國人打交道的當局之間，以及在波茨坦的蘇軍司令部同卡爾斯霍斯特的蘇聯軍政府之間的關係緊張。道理很明顯，如果無情地實施從德國搬走儘可能多的物資的政策，勢必會造成匱乏和混亂，使得極有經驗的和地位穩固的管理當局也窮於應付。造成內部關係緊張的原因是否僅限於此，是值得懷疑的。斯退丁紐斯曾經提出過下列看法：在雅爾達會議以後，史達林和莫洛托夫曾經遭到政治局其他成員的44批評，說他們對美、英方面太遷就了，並迫使他們規避承擔某些義務。有相當充分的理由可以認為：史達林把占領東德主要是看成鞏固俄國的一種手段，而莫斯科以日丹諾夫為首的另一批人則把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