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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黄东出事都是如此的天气，几年前在南宁他跳湖那天也是这样。那么大的风雨，撑伞几乎没用，不是全身淋湿就是连人带伞被风卷走。我心里焦急难耐，但是又没办法，左等右等才等来辆三轮车，是送人回我们这栋楼的，刚好停在了我面前。等那人下了车付过钱之后，我急忙跳上车，并焦急地对司机说：人民医院，加速前进！

黄东躺在洁白的病床，他身上盖着条洁白的被单……什么都是纯白的，因此刚进到病房我就觉得特别刺眼。看他这模样，我想起了多年前在南宁的自己，也想起了那时的他，为何我们的命运是如此的多舛？两人都曾几度进过医院，而且几次都不是简单的病痛，而是攸关生命，跟我们脆弱而宝贵的生命息息相关……

李怡抱着叮当，小家伙在母亲怀里睡得正香。李怡见我走进病房，控制不住扑到我身上，哭得万分伤心，叫我无所适从，只好拍她的肩膀以示安慰。越过李怡的肩膀望过去，黄东神态安祥，那张脸依然帅气逼人，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个重病之人。不过他的头发掉了不少，据说这是白血病患者最明显的症状。平常我们见面时，他的头发梳理得很归整，长发的部分恰到好处地将掉发的部分遮盖住了，因此轻易看不出来；现在躺在病床上，稀疏的头发就暴露无遗了，有些地方甚至还看到半毛不毛的头皮。

看着，看着，我的心隐隐作痛，丝毫没察觉到李怡还抱在我怀里；这时候，小叮当醒了，刚醒来他就哭，是他的哭声使我慌忙地放开李怡的。放开后我拉了拉她，示意她走出病房。

走廊上，我问李怡：黄东几时进的医院？前天他还帮我搬家呢！晚上还跟我们喝——我自知后面这句话失策，因此及时闭嘴了。

李怡说：估计就是因为喝酒才发病的，这次看来很严重。6点钟左右，我打他手机，是他的同事接的，他同事说黄东在办公室晕倒了，我就立即赶去他单位。我刚赶到电信大楼门口，救护车也到了，我看见他的同事把他背了出来……他的两三个同事也刚走没多久，等下可能还会来。

我说：那医生是怎么讲的？刚才是否打过针了？我感觉他现在好像睡着了。

李怡说：医生给他打了针，说目的是让他好好休息，这种病再不能劳累了。医生还说……拖得太久了，很不乐观，除非有适合他的骨髓……

我把她扶到长凳上坐下，叮当刚被母亲用手托起，立马就不哭了，嘴角上翘的样子还好像是在笑。李怡把儿子放在膝盖上，我轻轻捏着叮当胖嘟嘟的小手玩。

孩子不哭了，李怡却又嘤嘤地哭起来，哭声凄凄惨惨的，令人心恸。她哭着说：程哥，要是黄东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说我们母子俩怎么活啊？叮当还这么小，要是他没有了爸爸，今后长大了问起我来，我要怎么回答他才好呢？我可怜的孩子啊！……

听着李怡那么伤心的哭诉，说句心里话，我的眼泪也难以控制了，但我深知此刻我不能表现出脆弱，毕竟黄东还躺在病床上呢！我就只好安慰她：没事的，没事的李怡！黄东他会好起来的。现代医学那么发达，会治得好的；况且黄东这病，也不是三天两头的事了，那么多年他不是都挺过来了吗？这次也应该没事的，只要配合医生精心治疗，黄东会好转的……

我这样反反复复地劝李怡，尽量安慰她，是希望她保持冷静，不要过于伤心；而实际上我心里也没底，听说白血病是很难治愈的，不幸患上的人相当于给他宣判了死刑，因此我的安慰也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但我现在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几乎也只能是这些了。

正好这时，长廊上走过来位医生，李怡看见了立刻起身，我也条件反射机械地站起。李怡截住医生后急切地问道：胡医生，我的丈夫要不要紧？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那位被李怡叫成“胡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