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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死亡与人性的诗意表达。只是这一面，在文学史和批评史的叙事里被轻轻抹去了。也许是对于50~70年代革命历史叙事太过不满，当时的评论家有一种经典化的急迫，而这种急迫表现在放大莫言与以往叙事不同的方面，比如狂欢化的“民间”立场，比如拉美风的魔幻主义，却有意或无意地遗忘和疏漏了另一个重要传统——来自俄罗斯和前苏联人道主义的战争叙事。莫言在回忆《红高粱》的创作动因时曾说，他想写战争中的人和人性，把战争当成“人类灵魂的实验室”，其心中的典范是前苏联电影《第四十一》。这种人道主义的战争叙述，本来亦足以构成反叛的因素，只是在当时，在更为新鲜时髦的话语面前，批评界对此集体沉默，这足以看出那个时代人们追新求异的急切。而莫言自己也说，他曾按批评的方向自觉调整自己的写作，比如更魔幻一点。这种时髦话题有多大程度上压倒了文本本身？魔幻主义有没有限制和抹杀了莫言的另一种可能性？为什么他后来会更多地向汉语写作自身的传统后撤？批评总是不断迎合“当下”的需求，却忘记了这种“当下”总有一天也会变成历史。一个作家的写作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批评家不断妥协和较劲的历史。但不管怎样，批评与写作这种合谋与互动总比两不相干要好，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能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这不得不归结于莫言天赋的才华。我是说，莫言不可思议地找到了自己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他的既肉感又灵性、既粗粝又细腻、既炽热又苍凉、既蛮野又优美的“狂欢化”文体，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疆域和记忆。

莫言的天赋才华还体现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叛中极为清醒的对话意识。十七年红色经典对于莫言的意义，不仅仅是负面的超越，他曾经讲述过《苦菜花》的情爱叙事对于其作品的影响；草莽英雄和野史传奇的笔法，在《林海雪原》等作品中也有被压抑的呈现。他的反叛是在当代文学传统内部的一次期待已久又如此不同的呈现。当莫言的作品已经内化成这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当性与暴力已经成为一种令人乏味的成规化的书写，新的叛乱从哪里开始？今天我们将与谁对话？我们常常感到迷惘的是，这个时代文学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丰富性，让我们丧失了叛乱的激情与方向。不会再有如同当年的历史时刻了，我们每个人都在孤独地面对叛乱的难度与可能。对我而言，重温这些经典作品以及它们的批评史，亦是在梳理我们这个苍凉时代的文学发展脉络，是追问我们从何处来，以及我们还可以去向何处。永远叛乱和拒绝趋同，这应该是文学写作最应该警惕和记住的问题。

2008年9月28日匆就

岁月生成的刀子

我说过的，这几年，我靠读、写小说而变得更加自由、轻逸。有时候，似乎比飞翔还自由，还轻。相对于读来说，写是没什么好说的。写是潜行，是抵达内心秘密的伤痛，是朋友说的“黑夜里最黑的花”，只适宜品味，而不适宜说的。读是看人闹，听人说，听了看了总有些看法、说法。总体讲，这些年，读当下小说，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好话居少，难怪有人说：不读活人的作品。不过，振振有词地这么说、这么做，我以为也是一种招摇，没什么好学习的。所以，我一直鼓励自己要读身边人的作品，哪怕读得兴意索然也要读，一边恶语交加一边读。甚至，我还等着读某些人的新作，看他们的武功是高了，还是废了。高了我高兴，废了我也高兴，反正总是找得到乐。

何大草是属于我在“等着”的人。与那些声名显著的作家比，等着看他作品的人大概不会太多，这似乎使我的等待变得格外珍重。珍重又似乎拉长了我的等待。我深刻感到，何大草这部新作：《刀子和刀子》，创作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问世的时间也比我想象的长。长是一种复杂，有可能是一种困难，也可能是一种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