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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問趙先生，在投資前是否做過一番調查和預測，所投資的產業在未來經濟發展中看好，或大有利潤可圖。他說對此毫無把握，並沒在這方面仔細分析推敲過。

&ldo;一個跨國公司的顧問，整日價為別人的公司經營戰略策劃運籌，而對自己企業的前途卻不加思索？&rdo;&ldo;哦，告訴你一個我的&l;私念&r;，我對中國的鄉鎮企業很感興趣，關注了很久，但一直是隔岸看花。此番是想深入進去，了解操作的全部過程，問題、缺陷、難點、特色……企業生存、發展了，我就寫一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如若因某些不適應和事務而式微，我就寫一部《鋼鐵是怎樣沒有煉成的》。&rdo;

&ldo;您對您的產業的市場和前景並不十分清楚，對生產的產品有不內行，那您是如何對您的企業進行管理的呢？&rdo;

&ldo;我對經營基本不插手，不加干涉。西方時下流行一中理論我頗欣賞，叫做&l;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r;。我既然不懂得電器和數控工具機，就應絕對地信任內行。因此我提出了&l;三信原則&r;，即信心、信任、信用：第一、對中國的改革充滿信心；第二、對企業經營者絕對信任；第三、對自己許下的諾言必守信用。&rdo;

如此一放手，趙先生便悠哉游哉了。實際上，他還是更關注一些宏觀的大問題。他是江澤民、朱鎔基、萬里、丁關根等許多中國領導人的座上客，經常把自己觀察到的、思考到的與中國命運聲望相關的問題，向他們傳遞訴說。

一次，趙浩生得到一部語音版的宏觀經濟管理的新著，他聽了聽，覺得這些西方的新見解，對中國經濟發展不無參考價值，來中國時便帶在身上。剛到中國，恰巧趕上一個國宴，朱鎔基也在座。以往每逢這種場合，只要他們發現了對方，總會在祝酒時互致問候，趙浩生便徑直向朱鎔基的座位走去。

朱鎔基也看到了趙浩生，他對趙浩生說：&ldo;我已經看見你了，想給你寫個條，還沒來得及。&rdo;接著，他對坐在身邊的委員長喬石介紹說：&ldo;這位是趙浩生先生。&rdo;

喬石一面和趙浩生握手，一面說：&ldo;我早就拜讀過您的文章，可一直沒機會認識您。&rdo;&ldo;我也一直盼望有機會拜訪您，今日很榮幸。&rdo;

趙浩生隨後掏出了那部新著，概要地介紹了幾句，遞給了朱鎔基。朱鎔基說：&ldo;我已經聽說過這種語音版的書，可還沒有見到過，謝謝你這從內容到形式都很好的禮物。&rdo;

他有時真像個高級說客，向中國政府高層、向一切在此能有所作為的人士陳情進言/現在在國外卻很難聽到看到對中國客觀公正的報導/恐怕不能總是尼克森、基辛格/我要把你的這個意思補充到文章里去

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中關係一波三折，這使得70年代就促成&ldo;耶魯大學教授代表團&rdo;訪華、發以各種方式向美國公眾介紹中國先軔的趙浩生分外焦慮。

他有感於美國媒體對中國鋪天蓋地的歪曲報導，而幾乎聽不到中國的聲音，故每在來華期間，便竭盡所思，先後寫了《如何向美國新聞媒體做工作》、《說&ldo;遊說&rdo;》諸文，介紹了西方媒體的權威中心、旨趣傾向、運作方式，遊說在現代政治中的意義作用、成功的實例……這幾年，他有時真像個高級說客，向中國政府高層、向一切在此能有所作為的人士陳情進言，以求美中關係儘早踅出低谷。

1994年孟春，我們見面閒談時，我把話題引到了40年代，想聽他講講在重慶當記者的舊事，他與當時中共新聞工作者的交往。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