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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也同意，從完善健全法制看，總結&ldo;兩案&rdo;審理的經驗和不足是有益的，有些問題在當時不一定能認識清楚，拉開點歷史距離反而看得更透更深。但如今事件的大量紀實回憶有之，而認真反思的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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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之：&ldo;林彪&rdo;&ldo;四人幫&rdo;兩案的審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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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的話，又讓我想到一位老律師對&ldo;兩案&rdo;的&ldo;苛責&rdo;。他覺得優秀的庭長，應是站在前台的導演，他應能自如地控制整個法庭，機敏而不露聲色地平息法庭上意想不到的突發事變。像上述的情景，一位經驗豐富的庭長是完全能駕馭，迅速讓干擾審判進程的躁動銷聲匿跡。他向我敘述了他認識的一位&ldo;理想&rdo;庭長，那是50年代瀋陽審理日本戰犯國際法庭的庭長賈潛。

我把那位律師的話，告訴了張先生，試圖引起他對&ldo;兩案&rdo;法庭的評論，可他卻很恬淡地說：&ldo;那時，所有的人都有點準備不足。&rdo;的確，事後諸葛好當，可張先生從不願扮演事後英雄的角色。

&ldo;兩案&rdo;審理中，律師的作用是有所體現的／

李作鵬評價張思之&ldo;敲邊鼓&rdo;／

張思之的&ldo;滾核桃&rdo;之思

&ldo;您剛才講述的一切，使我感到在&l;兩案&r;審理中律師的作用是有所體現的，但我認為依當時的歷史環境，這作用的體現是有限的。不少人說：辯護詞是&l;上面&r;定的，我想您的辯詞，大概也要經&l;上面&r;審定後您才能讀吧﹖&rdo;

&ldo;你推測得不錯，的確經過&l;上面&r;審閱。當然，從法律規範上看，這樣做沒有法律依據。但我們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背景，此案在中國也是無前例的，太特殊了。而且，作為辯護人，我一再堅持的幾點要求，最後宣讀的辯護詞中基本保留了。除了前面講到的申辯外，我堅持寫上&l;庭審活動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r;。這不是多餘的廢話，庭審活動是否合法，律師有責任發表見解並要求法庭予以確認，從而加強律師制度對審判活動應有的廣泛性的監督作用。另一點是應考慮李&l;早年革命的歷史&r;。辯護詞中這個意思表達得極其委婉，因為在當時說這話太艱難了。人們對動亂禍患記憶猶新，把許多怨恨集於他們身上，對&l;文革&r;的反省也未深入到今天這個層次。若晚些年審理，我們的處境或許會好一些。當時能達到這個水平，的確不該再給予苛責，律師的作用是有所體現的。&rdo;

張先生告訴我，審判結束後，他和蘇惠漁又見了李作鵬，徵詢他的意見。&ldo;他微笑著，把手從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來，說了這麼一句：&l;你們的辯護，好比敲小鼓，可是只敲了個邊，沒敲到中心點上。&rdo;哦，敲邊鼓？能不能說具體點？&r;我問道。可腦筋轉得飛快的李作鵬，沒正面回答，好像漫不經心地說：&l;不怪你們！&r;顯然，對審判他還是有看法的。即將分別時，他又冒出一句：&l;寫了首詩給你。&r;我聽了有點情急，想馬上看。不料他卻告訴我：&l;20年後給你。&rdo;&ldo;&l;那好，我等20年。&r;我無可奈何。&rdo;

從李作鵬那裡出來，&ldo;邊鼓&rdo;之說便不斷攪擾著張先生的思緒，使他聯想到一首著名的山西民樂《滾核桃》的演奏，樂手們把鼓槌揚起，擊打得有聲有色，但始終在鼓的邊緣處滾動，並不觸及核心。閉目靜聽，宛如許多核桃在滾動。難道這是李對律師在法庭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