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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老答曰：“没有，俺这里出生的都是小孩。”这些小孩，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但也可能成为一个小偷、一个小官僚，或一个卖国贼。我们绝对不认为教育是万能的，但我们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啥都没有。即令把所有制造原子弹的秘密程序堆到柏杨先生面前，你就是打死我，我也造不出。

教育这个神圣工作的责任，几乎全部落到教习身上。吾友俾斯麦先生在普法战争后，自豪曰：“德国的小学教习使德国获得胜利。”我们不是说中学堂大学堂的教习不重要，而只是说小学堂的教习更重要，是他们打定了国家民族结实的基础。即令美奂美轮的楼房塌啦，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德国一样，被拆了个断垣残瓦，仍能够迅速再盖起来。

小学教习的重要，由于他们在洁白如纸的孩子们的心灵上，写下的是永不能磨灭的痕迹，这痕迹往往影响孩子们的一生。可是多少年来，教习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教师节那天固然热闹得有板有眼，实际上连发个慰劳金，官老爷还要一网打尽般的把教习集合起来，一一验明正身。盖官老爷相信教习们都跟柏杨先生一样的诡计多端，如果不严刑峻法，定出纰漏。在这种情形之下，尊师重道也者，不过汤锅喂鸭子，只看见一张嘴。

然而，小学教习无负于此。就在今年（一九七七）十月六日，发生石破天惊的惨案。花莲县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跟凤林镇之间，隔着一条变化多端的花莲溪，平常有一个草草搭成的便桥，山洪暴发一次，该便桥就被冲垮一次，而这次不知道啥时候又被冲垮啦，反正溪的两岸住的都是三无牌──无权、无钱、无地位的朋友，所以不要说桥塌啦，就是天塌啦也没有人理。

十月六日那天，六位住在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的教习：陈国义先生、林实时先生、张箭先生、邓玉瑛女士、钟美月女士、陈淑娥女士，像往常一样，脱下鞋子，横渡溪水。想不到走到中流，溪水猛涨，陈国义先生和林实时先生，跌跌撞撞地在激流中翻滚了约二百公尺，总算命不该绝，勉强挣扎着爬出来。钟美月女士和陈淑娥女士一看情形不对，赶快回头。而可怜的张箭先生和邓玉瑛女士，却从此一去不返，等到人们再看到他们的时候，已是两具尸体。悲夫！

张箭先生任教已十六年，邓玉瑛女士任教仅仅六天。张箭先生是邓玉瑛女士的长辈，为了呵护晚辈，竟同归于尽，而邓玉瑛女士不过是暂时代课。这一对情同父女的教习，为了对孩子的爱心，为了尽到职责，他们每天涉水而过。报上说，即令在平常日子，溪流都水与腰齐。呜呼，那是一个什么场面，教习们每天一去一返，两次都要双手把鞋子和教科书举到头顶，踉踉跄跄在深水中试探着迈步，如果这是一个电影镜头，观众们会为他们的行为深切感动。可是，却从没有人理会他们，从没有人想到这一群国家墙角的石头，任凭他们受苦受难，而他们也沉默得像牛一样，对孩子、对教育、对国家，奉献出他们的耕耘，没有怨言，没有吶喊，最后更壮烈而悲惨地奉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对国家付出的太多，国家对他们回报的太少。吾友甘乃迪先生曾曰：“我们不要问国家对我们做些什么，要问我们对国家做些什么。”这两位教习已对国家做了些什么，现在应该是我们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