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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牺牲了自己，东北烈士博物馆有这个事迹，很动人。

剧本给每人都写了一段身世，平均主义的。我觉得有问题，建议选择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着重刻划，其他七个跟着写。当时编剧是颜一烟同志，她不同意。我说：“你不同意，我就不拍了，没法拍。”后来她同意了。

我突出了胡秀芝。她的丈夫被敌人烧死了，孩子也死掉了，最后她参加了抗日联军。这八个女战士在战斗中和部队失掉联系，被敌人逼到江边上，指导员已经牺牲了，七个女的投江了，她们向江心走去，越走越深，最后没顶，全部牺牲了。

当拍了不到一半的时候，领导又派了一个同志来。这个同志叫翟强，是延安“部艺”的。派他来增加一个导演。那会儿拍《中华女儿》，没有人懂电影。我也是第一次做导演，我们那会儿什么都不懂，我还算参加过电影工作，就那么硬拍了。

当时我就觉得非这么拍不可。可是跟我一起工作的有好几个是伪满电影厂的，说：“导演，电影没有这样拍的，应该那样拍。”我说：“不对，就得这样拍。”我也讲不出什么道理，但认为就要这样拍。

香港来的一个同志也参加了我这个摄影组，给我做副导演。他跟我说英文，我不懂，紧张极了，就拿毛巾擦汗，汗顺着脖子往下流。

我让人问得没话说，总是一头汗一头汗的。就那么紧张，人家都干过电影，问我这问我那。但是我有一条，我有生活。拍《中华女儿》的时候，我身上还穿着破军装，身上都是火药味、泥土味，这个他们都没有。

苏联电影给我影响很大。在这之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延安看的苏联电影《夏伯阳》、《柯鲁斯达海军》，以及我做石家庄电影院经理的时候派人到大连去买的一部分影片，如《攻克柏林》、《乡村女教师》等等。

实际上拍《中华女儿》的时候，我有意识无意识地受到苏联电影的影响，但是许多清规戒律、教条我没有，比如不能从全景一下子拍特写，要拍中景，中景才能拍近景，渐进的镜头等等。我没这套，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现在讲究两极镜头，远景一下跳到特写，那会儿我已经是这样运用了，用远景一下跳到近景，遭到反对。

我记得北京解放以后，我跟史东山、蔡楚生他们还讨论过。他们规矩极了，不能那样跳的，那叫胡来。全景要先到中景，然后才能跳到特写，不能“嘭”的就跳到特写，不可以的。我那会儿不懂，但我觉得非那样不可。我就这样拍，人家反对，反对我就流汗，拿毛巾擦汗，就这样硬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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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擦汗，边硬拍下来的《中华女儿》（2）

《中华女儿》拍出来以后，亚洲妇女代表大会要在中国召开，要把这部影片献给亚洲妇女代表大会，所以这部影片一开始有一个英文字幕“献给亚洲妇女代表大会”。

我记得我把这部影片拿到北京送审的时候，解放了的北京第一次上演的新中国影片就是《中华女儿》。当时袁牧之、陈波儿说：“演！北京解放到现在还没有新中国影片，净是过去的老片子，要演我们自己的电影。”

我就带了一个拷贝给他们看，他们马上给了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贴出海报来，买票的一下子排起了好长好长的队伍，很热闹，我也很兴奋，跑到电影院去看，听观众的反映。当时我感到很幸福、很欣慰，北京的市民看共产党的电影很感动，观众中发出细细的叹息声。

《中华女儿》还有一次演出是在朝鲜。抗美援朝的时候，我到朝鲜去了，住在志愿军司令部。那个小村子叫君子里。村子里有一个放农具的小房子，蒙上黑布，染上黑颜色，外面729飞机在轰炸，里边放《中华女儿》给群众看。《中华女儿》里有两个朝鲜女的，我跟朝鲜老百姓，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