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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群觉得肖如玉一点也不理解他。家庭里的事情都是小事，而只有当官才是大事。一个女人，只看到眼前。他真心觉得，当官，与他的生命同样重要。

很多人都认为邓一群是幸福的：他能找到这样一个门第的家庭，妻子的单位不错（不管如何，一般群众觉得像银行这样的单位，依然是国家的，不会像工厂那样倒闭掉。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厂在倒闭），儿子出生了也不用他操心，年纪轻轻又提成了副处级，简直就是相当得意的了。但邓一群现在却感到了婚姻的不幸，他不再满足了。而这种不满足，只能自己隐藏在心里，不能同任何人说。他觉得肖如玉不理解他，他对她的“爱”也厌倦了，他需要婚姻之外的“爱”。这种渴望有时甚至很强烈。他努力地去压抑，不让它冒头。

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他想：我不是言子昌，把自己的心思同别人去说。过去所经历过的那些事，没有一个人知道。如果单位的人知道，那么他今天的邓一群还能是这样么？不！肯定不是。

在机关，他是一个很正派的，有理想，有追求，积极上进的青年干部。人具有双重人格，或者说是有多重人格的。所有的人都有两张面具，而问题恰恰并不在于别人是否知道你有另一副面具。有另一副面具不是秘密，而是你怎样不让别人发现并看到你另一副面具。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邓一群就要让别人永远只看到他在机关的样子，办事认真，工作积极，态度严肃。不让任何人抓住自己的任何把柄。这是一种必须的自我保护。

他在机关里，开始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由于已经成为副处级干部，所以他同其他处长们的交流也就多起来。同那些中青年处长们，要建立起兄弟一样的感情。俗话说：有坐轿子的，就要有抬轿子的。还有一句俗话，叫人抬人高。他要进步，没有一帮兄弟捧场，是不行的。大家抬一抬，都有好处。好在自己是从一个普通科员上来的，这么多年来，在机关里，从来也没有得罪过人，这是他的一大有利条件。与他相比，言子昌和副处长老潘都不如他。言子昌只知道讨好领导，而不注意协调和其他处室的关系，有时候还会因工作问题而闹得很紧张。邓一群却是始终坚持和别的处室搞好关系，没事的时候经常串一串门，中午用完工作餐，就同他们打牌，有说有笑，从不提工作上的事。人家明白他是个副处长，处里的事情都是老言说了算，所以所有的责任也不往他头上加。相反，那些人还觉得他好说话，甚至在心里还有点同情他，觉得他跟老言配合，工作上一定受了不少委屈。

做好人，在官场上也是一门诀窍，并不是当了官就不要做人。关于这一切他心里跟明镜一样。他这是明摆着的一种守势，然而守到一定的时候，就是攻啊！

一切都是要在一个恰当的时候。他想。

在厅长们面前，邓一群永远还是那个小邓。他要努力做到职位的变化，并没有带来他性情上的变化，他永远是谦虚的、真诚的、听话的、埋头苦干的。同时，他也并不是没有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只是他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果给他一个机会，他会表现得非常出色。在处里，他永远只是一个第三副处，尽管他比别人的工作能力强，但他还是要尊重老同志。

他的表现没有白费，厅长们都已经看出来了。至少龚厅长看出来了，有次开全省机械行业年会，会间休息的时候，龚厅长笑嘻嘻地对他说：“小邓，你的工作很努力啊。”邓一群作不好意思状，说：“龚厅长过誉了。”龚长庚拍拍他的肩膀，说：“年轻人，前途无量。”邓一群听了更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