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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定期与同事联络，不过她自己不想这样，因为她觉得这么做会使旁人起疑。

齐警官会扮作一位陌生顾客，跟随晓红一起入场。他将一直待在舞厅里，与其他警员保持联系，除了掩护晓红，还要观察任何可疑迹象。

二楼舞厅外围还将部署两名警员。他俩将装成需要休息的客人，轮流坐在靠近二楼舞厅出口的沙发上。他们的职责是等待晓红出来，无论她是和别人一起还是独自一人。

凶犯不太可能出现在三层，因为他很难轻易勾引到那些身处舞台之上且不会说中文的俄罗斯姑娘。但李书记坚持在三层也派驻一名便衣警员。

最后，他们在临近华山路的大楼出口也派了几名警员：有化装成卖报人的，有化装成卖花姑娘的，还有化装成街头摄影师的。

于光明和廖国昌届时将在楼外的面包车里坐镇指挥，听着耳机里的声响，以便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行动开始后的前半个小时，看上去一切风平浪静。于光明心想，也许时间还早吧。他向百乐门入口看去，却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母亲牵着自己七八岁大的儿子跪在台阶上，面前放着一个破碗，里面装着几个硬币。进出舞厅的人们却没有一个拿正眼看他们的，更别说施舍了。

这个城市正分化为两个阶层：富人和穷人。大款们随便给陪舞小姐的一点儿小费，就够这对可怜母子维持好几天的生活。于光明正想下车给她一点钱，却看到保安过来赶走了这对可怜的母子。

齐警官不断报告着舞厅里的情况“一切正常”。于光明还能听到那家伙随着音乐节奏吹口哨的声音。《何日君再来》，于光明听出了歌曲的旋律，这是三十年代上海滩颇为流行的曲目。

晓红仅仅与他们联系了一次，说是有很多人约她。

透过面包车的车窗，可以看到霓虹灯已经亮起，而无数客人正兴致勃勃地走进百乐门。在三十年代，上海曾被称做“不夜城”。

大约八点四十五分，耳机里突然没了声音。又过了约二十分钟，廖国昌联系上齐警官，但后者说只是虚惊一场。七八分钟前晓红从他视线中消失了，他找了一圈，发现她正在小酒吧的角落里喝酒。齐警官随后选了一个能同时观察酒吧和舞厅的座位，全程监视。

“放心吧，我这儿一览无余。”齐警官说道。

然后又是片刻寂静。于光明抽出一支香烟丢给廖国昌并帮他点燃，自己也点了一支。这时李书记打来了当晚的第三通电话，这位党委书记毫不掩饰自己的紧张和不安。

过了差不多十分钟，齐警官报告说听到酒吧里一位身穿旗袍的女士在尖叫，但不是晓红。

于光明赶忙拨打晓红的电话，却无人接听，也许舞厅里太嘈杂她没听到吧。廖国昌也试着拨打她的电话，依然无人接听。廖国昌随后联系了部署在大楼内外的警员，他们都说没看到晓红离开，因为他们不可能认错她那件粉色旗袍。

于光明与守在舞厅门口的警员通了话，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没有看到晓红离开，那么她一定还在百乐门大楼里面，于光明随即命令把守舞厅门口的两个人前去增援齐警官。

与此同时，廖国昌赶到百乐门的监控室，一位警员和大楼保安正在那里值班。

不到五分钟，于光明就看到廖国昌走出监控室，并且疑惑不解地摇着头。大楼正门的视频监控记录上并未发现晓红的踪迹。

随后舞厅里的警员报告说，他们搜遍了每个角落，但晓红似乎人间蒸发了。

一定是出事了。

此刻距离齐警官第一次报告晓红失踪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分钟。

于光明下令封锁大楼入口，这已经不是担心公共影响的时候了。不等舞厅人员疏散，廖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