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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是陣內對我說的，其中多少會有些添油加醋。深夜的路上，他發現了拄著盲杖的永瀨，於是猛踩剎車，換上倒車擋直衝過來。那無論如何都不像是正常人會做出的行為，想必他的精神已經超出了崩潰的臨界點。

「哦，不是還有個被嚇暈過去的人嘛。」

「一個當時正好走在附近的上班族。」可能因為本來心臟就不好，他被突然衝過來的車嚇了一跳，暈倒在地。

「好像挺慘的啊，大家都被卷進去了。」

「而且周圍又那麼黑，根本不清楚發生了什麼。」

「武藤先生，你住院的時候就沒人來看你嗎？」不知道他到底對我和這件事有多大興趣，話題突然發散開了。

到了傍晚，妻子就會把孩子帶過來，但畢竟我腹部的傷情也穩定下來了，這幾天他們一直時來時不來。雖然傷口挺深，但應該也差不多能出院了。聽完我的話，小山田俊說「那我今天其實不用專門跑來看你嘛」，說完又往嘴裡塞了一瓣橘子。

「不過你專門來看我，還是讓我特別感動。」見到這個幾乎不走出家門的孩子不惜換乘電車也要過來，我確實特別高興。「發生什麼事了嗎？」高興之餘，我不禁有點懷疑。

小山田俊並沒有馬上回答，一臉滿足地吃著橘子。我以為他吃完一瓣便會開口，誰知他又塞了一瓣，吃完又塞，把整個橘子都吃完了。見他嘆了口氣，我以為他總算要開口了，結果他竟然又拿起一個橘子剝了起來。我實在忍不住，又問了一遍：「發生什麼事了嗎？」

「呃……武藤先生你不是負責了一個未成年人案件嘛，車禍肇事那個。」

他是說棚岡佑真吧。雖然棚岡佑真的案子一周後就要審判了，但我畢竟躺在醫院，像安樂椅偵探[2]那樣當個積極的「住院調查官」實在有點不現實，便把案子交接給了木更津安奈。我審判當天或許能出院，但在此之前幾乎無法工作。木更津安奈自己也負責了不少案子，但她到醫院來看我時，還是說了句「這也沒辦法」，聽我把資料說明了一遍，然後又說：「反正我們要互相幫助嘛，下次我要是被誰用刀捅了，就換你來。」

「當然，到時候我會替你跟進的。」

「呃，好。」木更津安奈小聲說完，又接了一句，「不可能的吧。」

「啊？」

「哪有這麼多人會被刀捅。」她面無表情，留下這句話便離開了。我當時真應該反駁說，就算被刀捅的可能性很低，也有可能住院或受傷啊。

「武藤先生，那個人會怎麼樣？」小山田俊問道。

「我不能告訴你。」

原則上，這種案子很有可能會被移送回檢察官，但其他可能性也並非為零。

棚岡佑真的情況非常複雜，他雖是無證駕駛，還有明確的故意撞人意願，其動機卻值得同情。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儘管報仇是不可原諒的事情，但我實在產生不了「同為人類，簡直難以置信」的極端情感。只是即便如此，害死一個人依舊是重罪。

我始終不知道，對於棚岡佑真來說，究竟什麼才是最好的處分。不，根本不存在最好的處分。

如果處分過輕，會讓他的人生更加艱難，他必須做好被非難、被譴責的覺悟，到時候肯定會有人說「那傢伙被赦免了」「居然只判了保護觀察」「太狡猾了」「根本沒在反省」。

我們雖然不會以此為理由刻意重罰，但讓本人得到「自己已經好好贖罪了」的真實感覺卻是非常重要的。為了讓他們能夠繼續前進，這麼做顯然更好。

加害人都是自作自受，人生艱難是理所當然的——我仿佛能聽到這樣的聲音。或許是從「社會」這一模糊的概念中發出的虛擬之聲，或許是我曾經聽到過的話語，抑或是我自己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