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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漢人志節日衰，吏治日窳&rdo;

漢族讀書人蓋皆認同曾參之語：

&ldo;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rdo;

並以之作為&ldo;士&rdo;的&ldo;原始教義&rdo;，二千年來，遵行無違，故余英時曰：

&ldo;根據西方的標準，&l;士&r;作為一個承擔著文化使命的特殊階層，自始便在中國史上發揮著&l;知識分子&r;的功用&rdo;。

前揭孟森之語，謂孔子學說足為萬世師表，既能贊成帝制，又隱含制衡之意；與此合觀，即知錢穆所謂&ldo;漢人志節&rdo;，究指何物。而乾隆朝之士風，掃地無遺，洪亮吉對此作過一番生動的描繪：

&ldo;士大夫漸不顧廉恥，百姓則不顧綱常。然此不當責之百姓，仍當責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見，十餘年來，有尚書、侍郎甘為宰相屈膝者；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長以倍，而求拜門生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隸，並樂與抗禮者。太學三館，風氣之所由出，今則有昏夜乞憐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長跪以求講官者。翰林大考，國家所據以升黜詞臣，今則有先走軍機章京之門，求認師生，以探取御製詩韻者。行賄於門闌侍衛，以求傳遞，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責鄉、會試之懷挾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責小民之夸詐夤緣？輦轂之下如此，何以責四海九洲之營私舞弊？&rdo;

士，或在朝，或在野，亮吉所論皆在朝之士。&ldo;為宰相屈膝&rdo;、&ldo;交宰相之僮隸&rdo;者，謂巴結討好和珅；今語所謂&ldo;跑官&rdo;，情狀與此略似。國子監、翰林院中的&ldo;夸詐夤緣&rdo;，則與今日報章不時揭露之&ldo;學術腐敗&rdo;略同。總之，京師政、學之衰，俱因&ldo;士大夫漸不顧廉恥&rdo;而起。而國民&ldo;不顧綱常&rdo;，舉國上下盡糜&ldo;營私舞弊&rdo;之風，其根源亦在乎是。欲振衰起弊，辦法只有一條，那就是：&ldo;士氣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風節必待在上者獎成之&rdo;；今人謂依法治國，尤須輔以以德治國，其意庶幾在是。但是，在亮吉所處之時代，士氣與風節是沒辦法振作與獎成的。因為，自滿洲入主中原以來，對士氣的摧折，一代勝於一代，迄於乾隆，論壓制士人、禁錮思想，更是空前啟後，不愧為&ldo;盛世&rdo;。所以抑制摧折之法，略有二端：一曰文字獄之愈演愈烈，此為當時政治上一大特點；一曰宰相制度之徹底淪沒，此為君主專制發展之自然結果。請先述文字獄。

文字獄

文字獄，何代無之？即如明太祖，甫一開國，便因文辭細故砍掉不少頭顱。清代制度多法明代，文字獄的操作手法，如定罪易、量刑重、株連廣，等等特色，自然也繼承下來。然清代文字獄以康、雍、乾三朝為最，而三朝文字獄各有特點，又不可一概而論。

康熙朝文字獄，如最著名的莊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俱因流露&ldo;排滿復明&rdo;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雖有悖於後世要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張，然其撰述明、清之際史事，公然不書清帝年號，謂三藩未平、明祀未絕之時，順治不得稱&ldo;正統&rdo;，云云；此種論調，在極力強調&ldo;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rdo;的玄燁看來，無疑是對其執政合法性進行惡毒攻擊，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以&ldo;開明&rdo;、&ldo;寬仁&rdo;著稱的他也要痛下殺手了。

雍正朝有兩件大案，其表現形式雖為文字獄，醉翁之意實不在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