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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諭無具體內容，卻是&ldo;新政&rdo;時期的綱領性文件。首先，將此次變法與兩年前的戊戌變法作了區別：&ldo;康、梁之講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rdo;；其次，將變法的話語主導權從維新派手中奪了過來，謂戊戌年鎮壓維新派不過是&ldo;剪除叛逆&rdo;，&ldo;皇太后何嘗不許更新？&rdo;；再次，強調雖變用西法，仍須注意實際操作的&ldo;本土化&rdo;：&ldo;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rdo;最終，圈定變法範疇：&ldo;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學之本源也&rdo;。既曰&ldo;西學之本源&rdo;，言外之意，則除了君主制（所謂&ldo;不易者三綱五常&rdo;）不能更動，諸凡政治、軍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領域（所謂&ldo;可變者令甲令乙&rdo;），俱可改革。

1901年4月21日，詔設督辦政務處，以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等為督辦政務大臣，主持、推動變法事宜。按，清代二百餘年間，新設機構為前代所無而極重要者，有三，分別為辦理軍機處（省稱軍機處，雍正時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省稱總署或譯署，咸豐時設）及督辦政務處。設立新機構之初衷雖不同（分別為處理軍事、外交和變法事宜），然而，隨著事態發展，原本只具有臨時、機動性質的機構，卻因主其事者莫非顯貴，及所辦事項為當務之急，最終都變成了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這是清代政治的一個特點，也是專制政體內最易產生的現象。因情急勢迫，政府將一部分本屬於常設機構的權力集中至某個新設機構，對於提高效率、解決問題來說，固能收取速效，只是，這麼一來，便破壞了分權制衡的格局‐‐君主專制國家似乎談不上分權制衡，但就其制度設計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為監督，確具分權制衡的性質。並且，此舉實具&ldo;秘密政治&rdo;意味。平素應公開、循序、多層級辦理的公務，此時皆由一二主事者（或獨裁者，或權臣）於密室之中、密札之內決定，辦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處置之妥當公平與否，大可懷疑。古今中外之&ldo;秘密政治&rdo;因不受監督，莫不具有事與願違的反動性，督辦政務處亦不例外。此一機構若能切實推動變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機構於明詔大誥以外，別有授受，只是片面變法乃至阻撓變法，那就好事變成了壞事。事實證明，督辦政務處在&ldo;新政&rdo;末期避重就輕，翻雲覆雨，不僅未能有效推動變法，反而成了變法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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