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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学家继续把球踢到法国一边。1861年从中国远征回来，不管在伦敦还是在巴黎，这个问题就引起了争论。正如保罗·瓦兰所说，当时英国的大众报纸，英国期刊《英吉利日报》猛烈地批评法国军队。1874年，由于弗利上校的见证文章，英国媒体又重提这个问题。弗利上校肯定地说，抢劫在孟托邦将军10月7日清晨和中午两次巡访圆明园之间就开始了。这看来是确实的（参见瓦兰的见证文章）。

埃里松伯爵1886年出版的那本书，力图确定责任问题，竭力为法国人辩解、为法军最高指挥官开脱。

第十七章　英国人见证的洗劫（2）

另外还存在一个问题：是谁先动手？一切都让人以为是法国人首先动手的，尽管有些作者如保罗·瓦兰和阿尔芒·吕西等人，对陪同巴特尔准将的英国军官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阿尔芒·吕西断言，事实上是巴特尔准将手下的军官首先开始动手自顾自地拿东西。

保罗·瓦兰也是这样说的。他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副标题：《英国人开始抢掠圆明园》！作者肯定地说，是英国人首先动手的。他写道，“当一切仍按孟托邦将军的指示进行之际，巴特尔准将手下的那些英国军官已经克制不住，开始毫无顾忌地动起手来（后来称之为‘大搬家’）。”僵局被打破了。尽管将军在场使人还有些约束，然而每个人都瞄上了某件艺术品，当然，这些艺术品的物质价值也绝不会被蔑视的。”

当然，英国的史学作者们都不遗余力地指责说是法国人首先装满了自己的腰包。卡罗尔·麻伦根据上述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指出：10月7日那天上午，一些英国或法国军官，也可能两者都有，开始小打小闹地拿东西，孟托邦将军佯装不知，后来对他的大部队的抢劫活动也就听之任之了。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法国军队一开到圆明园，柯利诺准将就接受法军最高指挥官的命令，带领他那个旅占领圆明园第一道庭院，并注意不让任何人进入宫殿。但这后一项任务看来根本无法执行。加之，就连柯利诺本人也以“征服权”为由，在抢掠问题上似乎也采取姑息态度。想要制止抢劫本来就是白费力气！他搬出这种理由，实在令人惊讶，人们以为一个将军级军官应该让军队遵守纪律。就这样，这位将军对于不可避免的抢掠行为也就屈从了。但让我们至少承认他的坦率这一优点吧：

“允许每个人选几样合意的东西作为出征的纪念品。看见这些举手可及的财宝，各种欲望像火一般燃烧了起来。欲望是压不住的，各级军官竭力压制，都没能奏效”。柯利诺认为，“依照征服权，这些财宝属于军队。这足以说明占有这些战利品的合法性”。

葛罗男爵也试图（但很笨拙）论证劫掠行动是正当的。圆明园遭洗劫之后，恭亲王告诉葛罗男爵，说他感到很痛心，要求予以修复。10月17日葛罗在答复中说，因为清政府拒绝交还俘虏，所以他命令联军向首都进军。他还解释说，正是在进军也就是在战争中，英法两军占领了皇帝的夏宫。

此外，法国特使也抛出与柯利诺相同的论调，说盟军绝不是在抢劫，而是“根据战争法，分享战争结局赐给他们的战利品。”

于是，法国人试图从法律或道义角度为抢劫行为进行辩解（此外，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抢劫不可避免）。他们称那些战利品都是合法的。保罗·瓦兰坚称，“那些宝物都是血的代价，是战利品。”

征服法也好，战争法也罢，都是哪家的法律？

卡罗尔·麻伦专门引证普拉迪耶…福代雷在《论国际公法》（1894年）一书中的相关论述，驳斥和揭露这些人的假证据和徒劳的辩解企图：

“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的许多国际法专家都认为，这是在向原始做法倒退，是对以下国际法准则的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