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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曹汝霖，而是驻日公使章宗祥。场面越发混乱起来。后来，有人放起了火。当持枪的警察和军人赶来时，曹汝霖的住宅已经火光四现，浓烟滚滚。在警察的驱赶下，示威学生很快就被驱散了。

可是，朱光然再一次爬上墙头准备逃走时，却没能逃脱，全副武装的军人毫不费力地把他拽下了墙头，然后就狠狠地把他贴在了墙壁上。作为警方怀疑的肇事者，朱光然和另外三十一名示威学生被关进了监狱。发生在这一天的一系列事件，很快就被报纸称之为“五四运动”　。

第九章（4）

王月波那时正在办公室写着第三份顾问书，准备再一次建议总统拒签和约。消息传来，他为之一振，因为他再一次建议总统拒签和约的理由，正是以国内反应为基础的。国内反应在他的分析中还是一种可能的时候，可能的事情却已经发生了，犹如一场及时雨，转眼之间便把他枯瘦的建议变成了健硕的诤言。所以他第二天去居仁堂送顾问书时，一方面认为示威学生纵火伤人无法无天，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这是危机压迫之下的必然反应，只要危机尚存，民不畏法的事件就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他试图使总统相信，只有拒签和约才能防患未然，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徐世昌却顾不上和他讨论这个问题，请他马上参谋的事情是如何以总统的名义下达一道命令，这道命令不能袒护示威学生，但却要极力主张严惩示威学生的段祺瑞无话可说，另外还要为下一步释放被关押在牢房里的涉嫌事件肇始人的三十二名示威学生制造一点舆论，目的在于迅速平息这一事件。看过三十二名示威学生的名单，他才知道朱光然为何昨天晚上没有像往常一样来虎坊桥他的家里吃晚饭的原因。事实上，他还没想出眉目的时候，徐世昌就拟好了一道命令。这是一道奇怪的命令，既没有为曹汝霖和章宗祥鸣冤，也没有责怪示威学生，只把警察总监及其手下的警察训斥了一通，指责他们调度不当，防范无措，在这一纵火伤人的事件面前难咎其责。读完这道命令，他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徐世昌却不高兴了。

“学生性质未定，当一心读书，岂能意气用事而干涉政治，焚屋殴人，扰乱公安？此乃权宜之计，暂保一时，如若再犯，本总统为国家计，再无庇护之理。因此，今后京师各校学风务必严加整饬，防患未然。”

果然，三十二名示威学生被释放的第二天，徐世昌又下达了两道命令，一道是公开指责示威学生扰乱治安并要求有关机构亟力整饬学风的命令，另一道则是为了挽留已经提出辞职请求的曹汝霖就把曹汝霖的不幸说成因为国家才受累的命令。事实证明，这两道命令顾此失彼，不但没能防患未然，反倒使学生们忿忿不平，因为这两道命令很容易使学生们产生误解：既然曹汝霖是因为国家受了累，那么累及曹汝霖的示威学生又是因为什么才累及曹汝霖呢？难道爱国有罪吗？于是，刚刚安静下来的学生又纷纷走出校园，奔走相告之际无不怨恨政府颠倒黑白的指责。学生们终于串联起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一方面要求政府挽留引咎辞职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另一方面通电全国请求支援。

他这时正在办公室里写着第四份顾问书，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在顾问书中建议道，总统挽留曹汝霖的同时，还必须挽留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为作为教育界的巨子名流，他们所谓的引咎辞职，与其说是替示威学生承担责任，不如说是火上浇油，学生可能会再一次涌上大街，给政府制造更大的麻烦。他第二天就把顾问书送给了总统。可是，当学生联合会开始以罢课运动威胁政府而安福系国会议员却在公开指责政府姑息迁就肇事学生的时候，从总统办公室一连下达的四道命令中，他没有看到挽留傅增湘的字眼，只看到了挽留蔡元培的命令。他正迷惑不解的时候，王揖唐得意洋洋地告诉他，傅增湘引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