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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向社会主义妥协。同时，挟“经济平等”的要求而来的共产主义者攻势凌厉。在这种危疑震撼的情势逼迫之下，并且部分地由于缓和这种情势的心情驱使，中国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酝酿出“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根本不通的。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在政治上作主人，在经济上作奴隶”。我个人觉得这个主张是怪别扭的。但是，我个人既未正式研究政治科学，更不懂得经济科学。因此，我虽然觉得这个主张怪别扭，然而只是有这种“感觉”而已，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正在我的思想陷于这种困惑之境的时候，忽然读到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这本论著，我的困惑迎刃而解，我的疑虑顿时消失。海耶克教授的理论将自由主义失落到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从新救回来，并且扩大到伦理基础上，一个人的饭碗被强有力者抓住了。哪里还有自由可言？这一振兴自由主义的功绩，真是太大了。

我平生读书与思考，受影响最深的要推罗素。除了罗素以外，近年来对我影响最深的要推波柏尔和海耶克二位教授。我受海耶克教授的影响是从读《到奴役之路》开始的。这本论著曾给我的思想以一个新的冲击。它使我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加深并且加广。

我现在说自由主义是一种“主义”，实在有些勉强。我现在之所以用“主义”一词，纯然是因为我找不到更恰合的字眼来表达我所要表达的意义。“主义”一词的用法，在许多情形之下，与现实层界的权势不可分。于是，它变成“只许信奉不许批评”的圣谕。这样一来，它带有权威的阴影，和强制的意味。自由主义即令算是一种主义，也不是这样令人紧张的“主义”；否则根本就失其为自由主义的资格。自由主义可以被反对，可以被批评，而且无宁欢迎批评，它也无惧乎反对和批评。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层面而已。自由主义之最中心的要旨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活原理，及人际互动的一组价值观念，或对人对事的态度。它是人本主义的，认为个人是人生一切建构和一切活动的始原起点。个人有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法治的基本出发点和功能，并非保障政司的权力，而在保障个人之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从这一组设准出发，自由主义者看得最严重的事是镇制权力的随意滥用，并且反对国邦统治大家的经济生活。自由和责任有不可分性。依此，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于他的所言所行的后果都负有责任。不付责任的人是没有资格讲自由的。没有理知和道德观念作基础的骚动根本就不是行动自由。不从理知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出发的言论不是言论自由。骚动和不负责的言论往往招致极权主义的灾祸。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和东方的若干大变乱的史例可为殷鉴。

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当时给我那样的感兴和帮助。我很愿意将我从这本书所得到的益处分给别的读者。于是，我着手“翻译”，并且作注解。这个工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到一九五四年完成。

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胡适之先生在当时的“自由中国社”欢迎茶会上讲演词里说：“二月二十二日，纽约时报的新闻记者同我谈话时，我曾对他说：‘我所知道的，在台湾的言论自由，远超过许多人想象的。’我还举了个例子。他们大概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没有登出来。我举的例子是说：比方我们“自由中国”最近七八期中连续登载殷海光先生翻译的西方奥国经济学者海耶克（原系奥国经济学者，后来住在英国，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所著的《到奴役之路》。我举这个例子，可以表示在台湾有很多的言论自由。因为这种事例，平常我们是不大注意的。这部书出版于一九四四年，到现在已出了十版，可说是主张自由主义的一部名著，也可说是新的主张个人自由主义的名著。这本名著的用意，就是根本反对一切计划经济，反对一切社会主义。一切计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