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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拉普納帶的隊伍還是輸了球。眼看他也不過一個凡人，「施大爺」的稱呼也變成了「施老頭」終而「死老頭」。

施拉普納與李德同鄉，同是德國人。他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缺點。他訓練嚴格，要求標準高。但到中國來教球，對中國的文化、生活習慣、思維方式都不是很了解，也無法翻手之間就能使中國足球起死回生。

當初就是寄希望於李德，希望他帶來先進的戰略戰術粉碎蔣介石的「圍剿」。

雖然不過是足球，20世紀90年代的施拉普納，也頗像20世紀30年代的李德。

先把外國人捧足、後把外國人罵足的我們，真正的教訓是什麼？又在哪裡？

李德尷尬地夾在北洋水師的漢納根和國家奧林匹克隊的施拉普納之間。

毛澤東1949年寫一篇《別了，司徒雷登》。

1939年，他卻沒有寫一篇《別了，李德》。

20世紀90年代，更無人去寫《別了，施拉普納》。

無人寫，也沒有關係。

1888年誕生的《國際歌》就唱道：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還有那個「九一八」事變的急先鋒、昭和軍閥集團中最富戰略頭腦的石原莞爾。

1931年因為不能直接吞併中國的東三省，石原莞爾聲淚俱下。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的態度卻發生了奇妙的轉變：不贊成擴大侵華戰爭。

當時石原莞爾已由關東軍作戰參謀躍升為日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陸軍大臣杉山元誇下海口「一個月左右解決事變」，石原莞爾卻不這麼看。他覺得以張學良的東北軍為敵、以蔣介石的中央軍為敵，日本軍隊都有把握戰而勝之，但以整個中華民族為敵就非同小可，日本將很難從其中脫身。他主張把準備對蘇聯作戰放在首位，不能再擴大侵華戰爭。

日軍攻入南京前，石原莞爾見中國抵抗力量如此強大，更主張早日講和，認為否則日本將陷入中國泥沼不能自拔。如此不但增強中國方面抗日的意志，更會使中國共產黨勢力壯大。所以，應趁蔣介石還掌握全國統治權時與其媾和。

當時日本政府也考慮通過德國的調停與中國講和。但日軍占領南京後，日本國內輿論普遍認為全勝已經指日可待，向即將戰敗的中國提出講和是不合時宜的；甚至從來宣稱以文官政治為己任的首相近衛文麿也堅決主張打到底。

這場爭論中，贊成擴大侵華戰爭一方由於有天皇支持而取勝。石原莞爾是失敗者。

這時天皇裕仁發現了另一個問題。

1937年9月初，裕仁提出在宮城內成立帝國大本營，但後來大本營直到11月中旬才組成，一半原因是上海戰事的拖延，另一半原因是他給參謀本部的一些指示被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束之高閣。

石原說他忘記了。

大膽的石原當了作戰部長依然那麼大膽，連天皇的指示不合自己心意也隨意處理。

裕仁把憤怒表現得不動聲色。石原莞爾被解除作戰部長職務，調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做參謀長東條英機的助手。支持擴大侵華戰爭的下村定被啟用為作戰部長。

失敗的石原卻料算勝了：日本被淹沒在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國共產黨在這場戰爭中獲得極大的發展。

石原莞爾——瘋狂的利令智昏的昭和軍閥集團中僅存的最富戰略頭腦的人物。

石原失寵後，1941年被編入預備役，後來當大學教授，在民間組織東亞聯盟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在日本右翼陣營中占據重要地位。

在中國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1949年，石原莞爾悄悄去世。

石原莞爾的畫像、書籍和那些未竟的瘋狂想法，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