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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廣大讀者對本書的看法卻是截然相反的。吉本深有感受，寫道：

&ldo;公眾是很少看錯的。&rdo;而在學術界，更是受到推崇。第一卷剛出版，休謨即在信中告訴吉本：&ldo;此間所有的文化人對尊作一致讚美。&rdo;後來的歷史學家也對之交相稱讚。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期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伯里在其所注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序言中指出：&ldo;吉本在許多細節和若干知識部門中已經落後於時代，這一點只意味著我們的父輩和我們自身不是生活在一個完全無所作為的世界裡。但是在主要的問題上，他仍然是我們的超越時代的老師。對於那些使他擺脫歷史家的共同命運的明顯特點，諸如伴隨時代前進的大膽而準確的尺度，正確的眼光，周密的布局，審慎的判斷與適時的懷疑，為自己始終如一的態度做出的堪稱不朽的掩飾等，是無庸細述的。&rdo;這是對吉本準確而公平的評價。另一19世紀著名歷史學家弗里曼也指出，吉本始終不失為當代研究所不曾拋棄也不擬拋棄的18世紀歷史家。今天距本書問世已二百年，人們在七十年代後期英法美意等國的史學雜誌上又看到大量關于吉本及其巨著的論文。有些文章從政治、宗教、文學、哲學等角度對這部名著頁面做進一步的探討，也有些從吉本所處的時代、他的歷史哲學、歷史興趣、編纂方法等方面對作者重新加以研究。看來這位18世紀的歷史家在又經歷了一個世紀之後依然不曾被拋棄。

《羅馬帝國衰亡史》原文本在我國流傳已久，近年來史學界有一些文章介紹和評論吉本及其巨著，可以吳於廑教授的《吉本的歷史批判與理性主義思潮》（載《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1期）為代表。這些文章的共同看法是&ldo;吉本的歷史批判精神，與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思想是一致的，突出表現在對基督教傳統教義、信條、教規等所持的批判態度&rdo;。這無疑是吉本此書的精華所在。然而，作為18世紀的資產階級歷史家，他的史觀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吉本曾寫道：&ldo;戰爭和政事是歷史的主要課題。&rdo;他在這方面的敘述是不厭其詳的，但對社會經濟則不加重視。拋開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來談論帝國的衰亡，是難以收到探驪得珠的效果的。另外，他過分強調歷史人物的作用而忽略人民群眾的影響。書中指出：人們的禍福無常，繫於一人的品格。賢君在位則國治，暴君在位則國亂。書中雖然列舉了多次起義和暴動，諸如造幣工起義或巴高達運動，但是都不曾寫出起義群眾的聲勢和作用。當然，作者修史遠在歷史唯物主義誕生之前，對於這些缺點，是不應苛求的。作者在運用史料方面有時失誤，對此我們贊同米爾曼的態度：

&ldo;儘管書中有錯誤，我認為它將永遠是一部卓越的著作。&rdo;特別引起我國讀者興趣的是作者在書中一再提及中國。他自承讀過有關中國的材料。書中敘述奧勒良祝捷大典時，在一長串來自世界各地的使節名單中竟爾也列入中國使節。這不禁使我們聯想到我國史書中大秦王安敦遣使來漢朝的記載，可能也是商人的假冒。第四十章還有一段波斯僧人受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之囑從中國偷運蠶子的離奇故事，其失實之處已在齊思和教授的《中國和拜占廷帝國的關係》（《北京大學學報》1955年第1期）文中得到訂正。

吉本此書，風行甚久，英國出版商竟相刊印，因之版本甚多。外國書商也爭相出版譯本。吉本生前已出現法、德、意等文字譯本。目前則有更多種文字的譯本流傳。名家也紛為注釋，如英國伯里、法國基佐的注本都備受重視。作為一部學術著作，其流傳之廣，聲譽之隆，在史學界是罕有其匹的。

中譯本最早系由王繩祖、蔣孟引合譯的第十五章單行本 （商務印書館，年），後來又由李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