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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烙下了挥之不去的痛苦印迹，一个长时间受到歧视、得不到母爱的人，当然会对夺去他尊严和母爱的人产生心理上的反感与痛恨，即使错不在对方——共叔不死，这说得过去吗？郑庄公最终是完成了这种见不得人的心愿，但没有人能说什么，更没理由对他加以指责。因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哥哥弄死弟弟，是多么的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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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与狗不得入内

据环球网3月21日报道，浙江临安年近五十的农民老陈去年6月26日在给一徐姓的别墅搭墙面时，被主人的藏獒咬伤。老陈于今年1月向徐某索赔三万余元。在法庭上，被告的律师反问老陈，“我们是高档住宅区，你这种身份低下的人怎么可能进来？！”

又据报道，黑龙江民工王建民腹痛难忍被“120”急救车送往同仁医院，因身无分文，院方拒绝救治。次日凌晨，王被发现死在医院厕所门口。庭审法官认为民工身份的王建民不应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理由是北京同仁医院不是流浪人员、农民工的定点救治机构。

看到这样的新闻，一切善良的人都会拍案而起，为这个社会的不正常。如果说，上面那位律师的话多少包含有个人感情，反映的是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的话，那么，下面这位庭审法官的看法，就让人感到后怕，后背发凉。虽然事件不同，但受害者的身份相同，都是农民工，而律师认为，作为农民工，没有资格和权利，进入“高档住宅区”；法官认为，作为农民工，没有资格和权利，进入“同仁医院”得到救治。社会的冷漠，与公权的歧视，编织了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处在底层的农民，包裹得严严实实。

我们这个社会“病”了！

这种“病”，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来自于母体的遗传，来自于两千年的历史浸泡。人以三六九等划分，存在由社会地位特别低下、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所构成的贱民等级，是封建国家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贱民等级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早已存在，从商周就已经开始。孔子的所谓“儒家思想”，对于等级有着较为详细的说辞与定位。汉代一代大儒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论，把等级观念推到了极致，影响深远。到了明代，封建国家的法律开始对人民区分良贱。清代时，封建国家才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贱民的范围，把奴婢、堕民、丐户、九姓渔户、蛋户、佃仆、隶等统统归于“贱民”。统治者从住房、服饰、器具、车马等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人民严格按照等级划分，住该住的屋，穿该穿的衣，用该用的器具、坐该坐的车，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去该去的地方，否则就是越轨，为当时的社会与法律所不容。因为不平等，下层的“贱民”希望改变现状，冲突就不可避免。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矛盾、冲突的根源都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鲁迅先生把封建社会的这种制度称为“人吃人”的制度，其见解是极其深刻的。

正因为这种“人吃人”的制度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平，无数仁人志士为打碎“铁屋子”上下求索，力图进行社会变革。孙中山先生的“三*义”，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剂良药，社会的天空显出了光亮。新*主义革命的成功，一度让广大人民看到了“平等”的曙光，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看上去已被彻底击碎。*运动中，封建的残渣泛起，直到现在，“臭老九”的历史印痕，在无数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因为脱胎于有病的母体，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仍延续着她的基因。改革开放，使大多数人从贫困走向了富裕，一些富人从经济领域起家，向政治领域渗透，不但把持着社会的财富，也把持着社会的权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维持等级制度的存在，就显得极其重要。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