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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背景，可以设想，如果黄仁宇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回到中国，他对中国的观感，也会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相同，至少作为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当时并没有看出中国历史的真相。是何炳棣缺乏观察历史真相的知识准备吗？不能这样认为。1936年8月8日《吴宓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夕7─8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26从这段史料可以判断，上世纪70年代初，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失察，主要不是知识的原因，而是民族情感所致，特别是联系到当时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主权地位这一事实，就更容易理解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感。

三

一个睿智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被某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必须在思想上保持对某种制度的基本判断，这种判断依赖知识背景，排斥个人情感，理性的支撑以思想为基本后盾。

在历史上，对极权制度产生错觉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是看到了真相，但出于各种考虑把真相留给历史，当时只说出假象，比如罗曼？罗兰。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良知和勇气，敢于背叛自己的理想和知识信仰，比如纪德。但更多情况下，对极权制度的错觉源于基本理念和思想倾向。

1926年夏天，胡适对莫斯科作过三天的访问，后来他在给张慰慈的信中，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作了肯定的评价，为此他曾和徐志摩发生过一些争论。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面对苏联，何以会与徐志摩对苏联的评价完全不同？其实主要还是对真实情况的了解程度和知识观念之间发生了偏差。因为他当时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上并不清晰，所以所见也就不同，观念不清晰，怀疑就无从谈起。而徐志摩一开始就对这种制度保持警惕。

1925年徐志摩到苏联去，但徐志摩笔下的苏联却是这样的情景：“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的明显。”27徐志摩写《欧游漫录》前后关于苏联的言论，完全是批判性的。

徐志摩对莫斯科的感觉是：“但莫斯科？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怕，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个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28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7）

1936年，纪德到苏联参加高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