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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財政廳長的曹菊如對於收入增加，頗感興奮，擬於當年十一月份起，建立邊區政府的

預算制度。他根據實況，建議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經費之外，剩下的由財政廳支出，為

發展邊區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體知道收入有十六萬之多，徑向中共中央組

織部請示，除了上一個月維持邊區政府所需要的經費外，所多出的十餘萬元，概交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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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為發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來向我報告這件事的時候，使我很憤慨，準備為這件事抗爭；

曹菊如反勸我說：他們這種作風很難更改，從前林伯渠同志為此不知受過了多少氣，結果也

沒有辦法，現在還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對財政的觀點既然如此，便很難建立一個適當的薪給制度。毛澤東非常欣賞他

的工作人員只發給伙食費，每人都可以分給一點伙食費的尾子，作為零用錢，並認為這是最

好的配給制度。這種配給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貪污和浪費，譬如贈送就相當普遍。主持對

外貿易的葉季壯和他的助手們，經常能從陝北以外帶回許多贈送品，毛澤東所需要的煙、酒、

藥品、補品等等，是經常供應無缺的。中央一級的其他幹部，也經常可以獲得一些他們自己

所需要的東西。這種從江西蘇區所帶來的作風，顯然為陝北當地幹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們負擔的作風，往往被利用為滿足地方幹部個人的需要。陝北各縣及各鄉政

府內的幹部往往有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職權而得來。替紅軍家屬代耕的制度，曾盛行

與各個蘇區，我在鄂豫皖的時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並非紅軍的地方幹部，也利

用這種代耕制度，來滿足他們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負擔。陝北許多地方幹部甚至本地中

共黨員，也獲得跟紅軍家屬一樣的代耕，個別的嚴重例子就像一個地主有一群農奴一樣。不

合理的配給制度，必然腐蝕所謂革命精神，滋生苛捐雜稅、貪污、浪費、和各種各樣的官僚

主義。

政治保衛局的工作，直屬中共中央，邊區政府從不過問，但它的工作範圍實在太廣泛，

許多事均需與邊區政府接頭，而且很有一些麻煩不易解決的事。日軍進攻太原，太原吃緊的

時候，陝北邊區北面榆林地區，國民黨駐軍中一位師長派了他的副官長，護送該師軍官眷屬

約二三十戶人員，道經延安南下，返回關東地區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經過政治保衛局檢查站

的檢查。這位副官長來訪我求情，他首先把該師的證件及公文給我看，聲言他所率領的全部

是軍官眷屬，攜帶的也是個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現金難得，各家不免儲藏少數貨品（意即

指鴉片煙土），請求我優待他們免於檢查放行。我問明同來的保衛局人員，這一行人確係軍人

眷屬，攜帶的又是少數貨品，我即應允優待，免於檢查放行。依據法令，鴉片煙土原應沒收，

如今以優待友軍的名義放行了，政治保衛局總覺得失去了一筆可觀的私有財源，因而暗中總

在埋怨我&ldo;討好軍閥&rdo;。

新成立的建設廳，工作尚無頭緒，任廳長的劉景范雖然有點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

番事。當時撥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