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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虽然很陡，却不算高，于是他心里算计着明晚要把手下四人中的一个安排在这里站岗。他没想到这个措施不够得力，是因为他料不到这儿将遭到一帮训练有素的杀手全付武装的袭击。用一个带枪的警卫来对付一伙藏头缩尾的盗贼本来是绰绰有余的。

他转身离开峭壁边沿，突然瞥见德兹索·瓦拉西坐在修道院残迹中的半截坍塔内。这位老画家坐在他的画架后面，佝偻着瘦高的身躯，塌着衰老的双肩，长脸上轮廓分明的嘴唇紧闭着，棕色的秃头上扣一顶黑色的海员帽。朱丽叶·夏尔警告性地看了苏马格勒一眼，将一根手指放到嘴上。其实苏马格勒并不需要这种警告。由于常年在名人中间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已习惯了尊重他们的私事。

于是他从废墟边上绕了过去。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发现那个堵塞了一半的地下室。即使看到了，他会不会感兴趣，就更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就因为怕打搅画家的工作，他没能注意到地下室。一直走到瓦拉西的听力之外，他才开口与朱丽叶·夏尔说话。

虽然德兹索·瓦拉西看上去是专心致志于面前的画板，其实他是知道他们在那儿的。通常情况下，在他工作的时候，任何人靠近他——即便是悄悄地，也会使他恼怒。理由很简单，他名气愈大，就愈害怕自己正创作的画不成功；这种令人焦虑的压力只有在每件作品完成后才能得以解除。所以，在作品没完成时，他从不让人观看他工作。

但对基尔伯特·苏马格勒的靠近，他却没有生气。这位保险公司官员的出现使他常有的种精神恐惧得以减轻。如果明晚有人偷他的珠宝或客人的钱物，他会毫不在乎。甚到，即使有人挖走了他埋藏在住宅下面的金币（有头脑的匈牙利农夫怕纸币贬值，都这么干），他也能容忍。

他担心的是会有人偷走或毁坏他的作品。这是种精神上的恐怖，但却是从他过去的经历混生而来的。他曾在巴黎作画7年。德国用闪电战袭击了法国。那时瓦拉西还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做过一些宣传画。他遗弃了画室和所有作品，逃出了巴黎。但纳粹在法国南部发现了他，亏得巴索。巴里诺夫和娜塔莎·克里切夫斯基将他藏起来，救了他一命。他遗留在巴黎画室中的作品——7年的心血——被德国人一把火烧掉了。那时的瓦拉西还只是小有名气，德国人没料到他的作品有一天会价值连城。

战争结束后，瓦拉西去了莫斯科，在更适合他的共产主义环境中重新开始他的创作活动。两年后，苏联政府对他不那么青睐了，因为他对某些政府官员做过善意的批评。有人宣布他是反革命分子，并说他散布西方的毒素，腐蚀了青年一代。于是他被迫再次逃走，所有作品又被遗弃了。他不知道那些作品的命运如何，也许又被烧掉了，也许被扫入某个地窖中，任凭它们腐烂。

逃出苏联后，他在法国南部作画，名声大振。他时时担心他的作品会再度消失——就如没有画过它们一样。但这个保安官员的出现，却暂时抹去了那无时不在的恐惧感。

瓦拉西拂去这种思绪，自己笑了笑。你毕竟是老了，他对自己说，然后拿起一管朱红颜料，挤了一大团在旁边桌上的玻璃调色板中央，又在角上挤了一点熟赭色。他拿起一枝20号画笔，小心地蘸了一点熟赭色，将它混到朱红色颜料中去调和。

调好所需的颜色后，德兹索·瓦拉西离开桌子，用笔在画布中间稳稳地涂了一笔。白色帆布上这一笔宽宽的亮色使他感到一种悦目的冲动。

瓦拉西微笑了。活跃的色彩，丰富的食物，还有老朋友——他毕竟还能欣赏到这些情感。

基尔伯特·苏马格勒完成了室外巡视，与朱丽叶。夏乐一起回到了住宅中。他一边注意倾听夏尔讲述坐位、娱乐和膳食方面的安排，一边观察房屋后面的地形。他已经有了一份膳食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