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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手工艺人没有什么远大目标，也不喜欢面对镜头，照相时也只愿以背影示人。但如果有人跑到他店里要跟他学做手工，王谦会异常认真地免费教他们。

这个在繁华的北京安稳勤奋地做着手工的30岁男人说，也许哪一天，我会用几大张牛皮，为心爱的女人做出一件无比暖和的婚纱来。

………【第五十七章　卡夫卡的爱人】………

她有一双纤细的手，她有一头乌密的黑发，她的笑容天真善良，她的嗓音“有表演的天赋”。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月，被疾病所迫的卡夫卡来到地处波罗的海的米里茨里镇，住进了一个犹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卡经过厨房，看见一位姑娘正在杀鱼，似乎有所触动，不满地说：“多么纤细的一双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残忍！”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她就是多拉·迪阿曼特。

当时多拉是这家度假村里的一个厨房佣工。其实，她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犹太人家庭，只是因为年轻和对父母保守意志的不满，才离家出走，浪迹四方。而同时卡夫卡却因日益严重的结核病，四处就医、疗养。就这样，两个人像两粒沙子一样，在这个度假村里邂逅。此时，卡夫卡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11个月。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卡夫卡受到了一生都没受过的温暖和爱。对此，卡夫卡“幸福而诚恳”地告诉我们：这都是多拉给予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卡夫卡和多拉都是“父母意志的弃儿”，精神上的流浪者，同时又都是“文学的寄生者”。两人刚相识，多拉就用希伯来语给卡夫卡朗读了《叶塞尼亚》，让卡夫卡“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他们很快相爱并同居，“过着真正愉快的家庭生活”。在去世前一个月，卡夫卡正式向多拉求婚，但迎接他们的不是婚礼，而是卡夫卡的葬礼。因为没有拥有爱人的婚礼，多拉似乎也无权拥有爱人的葬礼。但她还是执意出现在葬礼上，在一片冷嘲责备的目光中，“哭得死去活来”。多拉的哭声震惊了卡夫卡的亲人们，致使他们都不敢放声而哭。可以说，在卡夫卡入墓之际，他只听到一个人的哭声，就是多拉的。这几乎就是卡夫卡一生的象征：这世界，只有多拉短暂而真心地温暖过他。

想起卡夫卡，我们总觉得人世对他不公，他给我们留下如此珍贵的文学遗产，但他的一生，每一天、每一夜，都是在被伤害和凄凉之中度过的。多拉的出现，让我们感觉多少还了卡夫卡一点儿债。但同时，多拉也欠下了我们一笔债，她曾经在卡夫卡的授意下，亲手烧毁了卡夫卡大量的手稿，没有烧毁的，她又没有及时公之于世，而是私自珍藏着，以致后来又被盖世太保糟蹋掉了。亲自烧毁和私自珍藏，都是出于爱，对卡夫卡的爱，但构成的是一种难以赎贷的“罪”。卡夫卡总是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感到“存在的荒谬”，这真是没办法的。

………【第五十八章　等候的雨伞】………

天空又在飘雨了，我没有拿伞。站在商场的门厅，看着灰暗的云层，想起不知身在何处的他，他的那把伞和他的温柔。

那是我最最灰色的一段时间，因为爱人，我伤得很深。我平时就是独来独往的，于是那时我也是一个人的，一个人舔着伤口，一个人陷在灰色里不能自拔了。

那个冬天的下午4点我们做实验，在一个古老的高大的阴森的楼里。

很晚了，又下雨了，同学们都做完走了。一切都那么不顺，我一遍一遍地做。我心情坏到极点，感觉一片委屈，眼泪都快出来了。

终于结束了，我都已麻木了。走出实验室，看见了他，他什么也没说，和我一起往外走。出了楼门，下着雨，才发现他手中拿了一把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