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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人却懊恼地发现，事态正在继续恶化，并且开始向东蔓延。首先是伊拉克。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引发了巴格达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之间的热烈讨论，对他们来说，作为美苏之外第三条道路的泛阿拉伯主义正变得越加诱人。不过随着人们对纳赛尔支持的日趋狂热、当地反西方情绪的持续发酵，以及对以色列言辞的愈发激进，局面在1958年夏天的巴格达突然失控了。7月14日，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ul　Karim　Qasim，20年前与他一起在英国受训的同学送给他“耍蛇者”的外号）领导的伊拉克高级军官们发动了政变。

政变军官冲入王宫，抓获了王室成员，其中包括国王费萨尔二世（Faisal　II），并在王宫前面的草坪上将其处决。王储阿卜杜勒？伊拉（Abd　al…Ilha，一个沉着严肃的人）的尸体被“像狗一样拖到大街上”，然后遭到分尸和焚烧。第二天，曾亲眼见证了中东变革的老牌政治家、伊拉克首相、化装成老妇人出逃的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被人发现，并当场处决。人们兴高采烈地拖着他那残缺的尸体在全城游行示众。

这些事件让苏联的扩张步伐更加坚定。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首脑会晤中告诉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联很快就会像摘熟果子那样把伊朗收入囊中。这并不是虚张声势，伊朗秘密警察的头目已经在密谋推翻伊朗国王。在一次暗杀行动失败之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克格勃）开始着手在伊朗全境布置着陆点和军火库，为煽动民众起义并推翻君主统治作准备。

伊拉克的情况似乎更加糟糕，美国一位高级幕僚写道：“它几乎注定会被共产主义者接管。”局势的恶化导致了西方与纳赛尔的再次结盟，后者开始被认为是“两个魔鬼当中相对较好的那一个”。美国急于与这个喜怒无常的埃及领导人建立联系。纳赛尔本人也意识到，随着“共产主义在中东的进一步渗透”，阿拉伯民族主义很可能会与之妥协。伊拉克的新领导层决定自己规划未来方向，从而脱离纳赛尔及泛阿拉伯主义，这恰好促使华盛顿与开罗走到一起，并且进一步加深了双方对“苏联幽灵”的担忧。

针对巴格达的局面，美国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制订阻止“共产主义者控制伊拉克”的“公开或秘密的手段”。由于原始资料尚未公开，我们很难知道中情局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次1959年下半年推翻卡塞姆（这位民族主义总理废除了伊拉克的君主体制）的阴谋。我们只知道有一位参与者在混乱中擦破了小腿，但他后来将自己在这场行动中的作用宣扬得近乎神话，以显示他的决心和勇气。他的名字叫作萨达姆？侯赛因。

在这一事件中，中情局是否帮助了阴谋分子尚不能确定，尽管有记录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在政变发生前就知道它会失败。一些精心策划的、针对关键掌权人物的暗杀行动——比如一位伊拉克上校收到了一块印有字母的、已经失效的毒手帕——也表明有人试图确保巴格达不投入苏联阵营。卡塞姆最终在1963年被推翻也许并不是个巧合，美国人对他的下台一点儿也不意外，并在后来称“中情局已经详细地预测到了这个结果”。

美国之所以深度干涉伊拉克事务，主要是为了让苏联远离这个位于其南部边境的国家：与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建立联系是政治地位的一种体现，美国无法忍受让一个与自己世界观迥异的对手赢得这一地区。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1955年，莫斯科认为大草原为建造一系列制导天线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环境，让人们可以毫无阻碍地监控导弹的飞行，同时那里也足够偏僻，不会威胁到现有的城市，因此决定在今天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