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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半句俄语，他却偏偏要做文物工作。“文革”中，为越狱一事又受冲击。晚年躺在病床上，我去看他，去一次哭一次，害得我不敢久待。只有一次，我们忆起当年有人曾以掘陵破坏“风水”为由，扬言要干掉我，他特地送我一把苏制匕首防身的事，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遗憾的是他去世时我在定陵写报告，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刘精义这位当年的文弱书生，今天已是文质彬彬的学者，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致力于北京史研究，写了几篇颇有见地的论文。他说并未放弃十三陵，正在作“明陵札记”，几十万言，不久即可成书。一提到健康，他总是说陵园中那日日夜夜的泥水生活锻炼了他，至今保持着熬夜的习惯。

李树兴是开工不久才到定陵的，清理工作中搞登记、保管，工作队解散留在定陵，“文革”中焚毁尸骨，他是目击者，听他讲过一些别人不愿说的细节。现在颐和园管文物，偶去游园还谈谈往事。

曹国鉴、冼自强、王杰仍在考古所工作，曹练得一手瘦金书、写意画，成了书画家；冼在实验室搞C14，整日足不出户；王杰却天天出差去发掘现场画图。

“文革”中我正本单位挖防空洞，劳动改造，有人告诉我一位公安人员在等我，带着盒子枪。一听说枪，吓了一身冷汗。满身泥污跑出防空洞，看到他远远地向我敬礼，走近一看，是庞中威。看到我这一身装束，泥泥水水，他感叹不已。他说回考古所不久，下放河北省某县，当了一名干警，干得挺不错。多年不见，凭了他的精明强干，也许当上局长了。还有一位时桂山，回考古所后去了青岛博物馆，虽未见过面，但有信函，刊物上也见到他的文章。清理工作最紧张时，人手不足，我去请考古所的同学好友支援，刘观民、黄展岳他们是自己背了行李去到定陵的，现在是所里的研究员，各自领导着一摊子。

如果前后联系起来，二十年后编写报告者自然也属工作队成员。

王岩这位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文革”中去保定满城发掘那知名中外的“金缕玉衣”，发掘报告刚一完成便转到定陵。整理器物等细致繁琐而艰巨的工作是他和王秀玲完成的，几年的时间，把他累坏了，明显地看出两鬓增添了几缕白发，刚一结束，又远去洛阳了。人在洛阳，心系定陵，仍要关心那本报告稿，排图、修改、校样，一稿一稿与责任编辑楼宇栋折腾了七次，京洛路上他往返至少七趟。五年编写，两年复核校订，一本报告耗去他七年时间。现在他是考古所洛阳队队长，又在那里挖汉唐城址，消息传来，很有收获。

王秀玲是“文革”期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十三陵生人，研究乡土，当然最合适，现在担任讲课任务，培养解说员。

魏玉清是十三陵特区文物科长，编写报告期间承担着繁重的后勤行政事务，做得井井有条。又潜心于业务，写书还担任着十三陵的全部陈列工作。

吴平，是从苏州特邀来的，六十年代初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系的高材生，在定陵一住近三年，丝织品匹料、龙袍、靴帽等全部图案纹饰是她一人完成。在大案子上把破损的碎片拼凑起来，初稿画完，誊成清稿，一稿一稿、一张一张，足足几百张，一个放大镜磨得模模糊糊。有一次她举着放大镜却斜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呀，你呀！把我的青春磨完了！”回苏州不久，又离别相依为命的老父远渡重洋去美国进修。不久前接到来信，询问发掘报告的事，我真想回信不提“报告”二字，只写个“祝你青春永驻”，也回敬她一个玩笑。

定陵开放之后，观众人山人海，天天如此。有一次我陪外宾去参观，走出陵园大门，在广场上看到一位农民装束的白发老者，站在一块石头上高声讲解，观众围得水泄不通。侧耳听听，定陵的历史、发掘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