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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夜之间突然强大起来的。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得那么惨重？是我们的战士打仗不勇敢？是我们中级指挥员作战不力？一次冲锋，往往一个同志都回不来，许多挎手枪的营连长倒在战士前面。不是我们的过错，二龙，就像现在一样，我们没有罪，硬把我们当做罪人，历史最终会洗刷这些耻辱的。就算我现在见到马克思，我也毫无愧色。——还是给我点矿泉水吧，我要开始给你们讲喝酒的事了。过了长江，来到江北，找到了我的部队，把那些个残兵败将拢了拢，可怜哪，千来人剩下了百十人。这时，一个军部通讯员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匹马来找我，让我赶紧去见军长，延安已经发布命令，司令员代理军长职务啦，我一口气跑了一百二十华里，马匹像从水里爬出来一样。司令员见了我劈头一句是：‘还剩多少同志？’我告诉了他准确的数目字。他沉吟地说，仿佛像在作他的诗。‘要是一个人去扩展一个区，我们就会有好几个县，要是一个人去扩展一个县，我们就会有好几个省。周浩，周浩，这会你就放手去干吧！党已经搬开了挡路的绊脚石，我们可以大踏步地东进了。’我记得那里是一个冬天里暖洋洋的小集镇，也许南方季节要早一点，河边的柳枝都软了。我怎么也忍不住，就在一家小酒店的迎街柜台上，要了一小壶烫得滚热的酒，一小碟干丝，三下两下，全倒进了嘴里。也许是酒在胃里燃烧，虽说是冬天，但我觉得倒好像是春天。司令员的一席话，展示了冲出绝境以后的希望，二龙，心里那分热呀，把积压在心头多少日子的闷郁之气，全都驱赶了出来。由不得再想向那个戴着毡帽头的店老板，讨了一壶酒。——莲莲，给我再倒半盅茅台，丫头，我一直支持你做一个真实的艺术家，敢于说出人民心里想说的话，所以你必须研究人的灵魂，我坦率地对你讲，我在渡江的时候，心情是并不平静的，我痛恨，我从心里诅咒那些把革命搞到这步田地的人，同时我也深深谴责那些纵容姑息，包庇支持，使得错误逐步酿成的人，他们都负有责任。江面上惨凄凄的冷风，吹凉了我的心，我觉得那不是风，而是牺牲了的同志的冤魂，也随着我们过江北上了吧？莲莲，他们不应该死的，他们死得屈，死得冤，完全可以活到今天，同我们一起的，然而饮恨九泉，死不瞑目。损失了多少好同志啊？能统计得出来吗？付出了多么沉痛的代价啊？能计算得出来吗？现实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过烦恼，才有痛快；有过辛酸，才有甜蜜；有过苦痛，才有欢乐。我是一个老兵，难免常人的感情，所以，我要——”他说着，把那半盅酒举起，慢慢地把酒抿完，连最后一滴也滴进了嘴里。

这时，厨师和女服务员，端着香气扑鼻油黄蜡亮的烤好的肥鸭，走进房间。

于而龙在思忖：有什么事使得老头高兴，激动得以致开怀畅饮？他提起了皖南的旧事，莫非他们失踪的小儿子有了音信？那是根本无望的事情，解放后，多次去刀豆山查访过，丢弃孩子的歇脚凉亭还在，但孩子的消息杳如黄鹤，难道现在会找到？！不，不可能。而且，一般地讲，他理解没有一根白发的年老的将军（他女儿那幅遭到灾祸的油画《靶场》，那个老兵的形象里可以看到将军的影子）。属于他个人身边的一切，是很少当回事提起的。“皖南事变”夺走了他的小儿子，路大姐带着大孩子辗转周折，脱险到了江北。谁知解放后，这孩子刚刚学有成就，又在一次不幸的事故中牺牲。那是他陪着周浩去处理善后的，也不曾见他如此情感激动过。那么，还会有什么事呢？连路大姐也面有春色，看起来，多少有点反常呢！屋里有点热，周浩又一个劲地劝他多喝。他站起来，推开了沿街的窗户。入夜，马路上静下来了，秋风扫着落叶，他敞开衣襟，任凉风吹着，心里想：也许这也是“将军”所说的带有冤魂的风吧？谁知道，说不定也真是呢！反正，这顿酒喝得有些蹊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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