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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导演或者编剧。他们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圣丹斯因为既没有生产出一部成功的艺术影片，又未能在商业上大获成功，惭愧之余准备背叛它创办之初所要服务的对象——独立电影。

当然，丹尼尔是在胡说八道。那时一度也被邀请培训工作室学员的导演乌鲁·格罗斯巴德（Ulu　Grosbard，《真情忏悔》［True　Confessions］）说，如果说普通剧作家比中等水平的电影剧作家要好这是真的——当然连这个目前也尚有争议——“那么造就优秀戏剧作家的因素会使他们成为糟糕的电影剧作家。章法不同，语言也不同。”他明确指出了圣丹斯一个致命缺点：“试图离开商业电影的路线寻找好的文学作品，但是我宁肯看到一部真正制作精良的好的类型片，也不愿忍受被搞得平庸不堪的《战争与和平》。”

雷德福雇来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一位后勤人员苏珊娜·威尔（Suzanne　Weil）接管汤姆·威尔希特。雷德福原本指望威尔更顺从，但他再次显示出任用错误人选的“才华”。她跟威尔希特正好相反，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为而治的管理者，但她比较注重跟雷德福以及一群“过渡型”的导演（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拍出过一部引人关注的影片），如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玛莎·克拉克（Martha　Clarke）、特怀拉·萨普（Twyla　Tharp）、彼得·韦勒（Peter　Weller，也是《机器战警》的主演）保持良好关系。

萨福德是一个天才的调度专家，但令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他最大的贡献也许是极力发展吉尔莫接替他。吉尔莫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Cinematèque。尽管有学术背景，也算不上内行。“我对美国独立电影完全不熟悉。”他回忆道，“尤其是圣丹斯搞的那些五味杂陈的电影。”吉尔莫不想在不景气的时期过来。1990年的电影节赚了万美元，成本投入为万美元，净赚只有万美元。他到后几个月，圣丹斯就爆发了财政风暴，陷入全面赤字状态。调度负责人们被召去开会，要求他们手下只留一个人，其余的全部解雇。员工规模骤然缩减，从35人降到12或者13人。预算则压缩了将近50％，从270万美元减到将近155万美元。

那年底，雷德福在圣·多明哥拍完《哈瓦纳》（Havana）回来时，发现圣丹斯的财政赤字已经高入云霄。“我也没办法。”他说，后来就解雇了威尔。威尔声称，她不受欢迎，是因为她想做一些改革。“我有机会把局面搞得一团糟，”她坦诚地说，“但却没有机会把它重新搞得井然有序。”

愤怒的艺术家　1989（16）

圣丹斯又一次开始漂泊不定。参与初创并且也许认识雷德福比其他任何人时间都要长的波拉克说：“雷德福的那种状态算不上一种消极进取——要比这个更健康些——而是一种既想自己主导又想放开让别人经营的矛盾状态。”1991年，随着圣丹斯十周年纪念日渐渐来临，雷德福的这个宝贝孩子能否存活下去还是问题。赞助商面临巨大的兑付现金的压力，怕圣丹斯发不出薪水。这位明星痛苦地抱怨说：“不管你怎么想办法，总有人怒气冲冲的。现在该到我反省电影节能否为继的时候了。如果不能，那就不该办下去。”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想想我一生中10年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我挺恨自己。如果说圣丹斯存在领导问题，我的责任就是寻找管理它的人。我没有尽责。就是这么简单。而且有那么一个人现在已经走进我们的视野，我认为凭他的理念应该能够筹到大笔资金，他就是加里·比尔。”

比尔一扫这个老门卫遗留下的一切，但是这种人员消耗又进一步挫伤了士气。竞赛调度员阿尔贝托·加西亚多次说：“如果我的生命中有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