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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米哈依爾和伊拉則應當遵循約定俗成的規矩。

幾天來，早上一醒就給伊拉打電話成了多岑科的習慣，雖然他無法告訴她任何明確的東西。每次說的話大概是一樣的：

&ldo;伊拉，我一點兒也想像不出，我這一天有什麼安排。如果有機會見面，我一定給你打電話，好嗎?&rdo;

伊拉的回答也是同樣的：&ldo;即使沒有機會見面，你也要給我打電話，好嗎?&rdo;

整天忙得團團轉，就像插上了翅膀，飛東飛西不停，他真干夠了。這一對翅膀天知道把他帶到什麼地方，更確切地說，帶到為了揭露又一樁罪行所要去的地方。但米哈依爾沒有注意飛行過程。他知道，一小時前他在這個地方，而此刻已經在另一個地方了，但他怎麼來到這裡的‐‐他一點也不記得了，因為他一路上只想著自己未來的妻子和即將到來的家庭生活。如果相信覺的話，那麼家庭生活預示著的全都是快樂和滿足。

米哈依爾今天負責處理前一天被殺害的那個孤寡老太婆，屍體旁邊又發現了一張舒特尼克留下的令人費解的字條。

他至少要對兩個問題找出答案：舒特尼克是怎樣跟她認識的，他為什麼打破了自己的慣例，沒有留下安葬費。

嚴格說來，這個慣例是很不穩定的，因為第一次米哈爾娜出事時，也沒有留下安葬費。後來留過兩次，其中明晰的邏輯是看得很清楚的：米哈爾娜有朋友，他們把她安葬了，她好歹還有一些私人財產，變賣了以後可以支付這筆安葬費。問題可能完全不在於發生第一次謀殺後舒特尼克想出了留下安葬費的主意。但無論如何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沒有給這個被害的孤寡老太婆謝拉費瑪&iddot;安東諾夫娜&iddot;菲爾索娃留下安葬費。老太婆已經八十八歲了，實際上是一貧如洗。

同樓的鄰居反映死者的情況時都表示同情，並很熱情。有些人甚至記得，好像菲爾索娃有過家庭，但那是老早老早以前了。

現在弄清楚的惟一情況是，她有一個兒子，十五年前死於酗酒。兒媳婦進門三年就跑了，他沒有等到她回來，每天借酒澆愁，漸漸地，酒量越來越大，變成了無節制地狂飲。從此後，男人再沒有結婚，同母親住在一起，不知在什麼地方幹著活，但更多的時間是在治病，並且又不可收拾地開始酗酒 ，把家裡所有的東西都喝光了。最後，菲爾索娃把兒子趕出了家門，甚至提起訴訟，讓法院裁決剝奪他的住所權。

米哈依爾在警察局對這些情況得到了證實。關於被害者的丈夫，沒有任何官方的消息，三十多年前，搬進這套住宅的只有謝拉費瑪，菲爾索娃和兒子。

米哈依爾&iddot;多岑科耐心地出東家進西家，提出問題，傾聽各式各樣的回答。這些回答要麼三言兩語，十分簡短，要麼漫無邊際，離題千里，抒情地描述陳年往事，喋喋不休地抱怨如今的經濟狀況拮据：誠實地為國家工作了一輩子，把身體都獻給了國家的老人們，現在卻靠一點點微薄的退休金過著可憐的生活，這點兒退休金似乎連買食品和藥品都不夠。

從住在赫魯雪夫時期建的五層樓住宅里的居民的談話中了解到，謝拉費瑪&iddot;菲爾索娃這女人不是那麼親切隨和，不請任何人到家裡來做客，整天就和那四隻貓為伴。應該說句公道話，那些曾經碰運氣地到過孤寡老太婆家裡的人，好像被開水燙了似的慌里慌忙地趕緊離開了她家，從此再也不想跟她接近了，因為她家的氣味實在讓人受不了。

&ldo;有一次我在樓梯上碰見她，&rdo;一個住在菲爾索娃上邊一層的四十歲左右的女士說，&ldo;她從商店買東西回來了。她上樓梯非常吃力，看了不能不讓人落淚。那時我們剛搬到這棟樓不長時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