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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自由的感觉。因此关于我个人这部分，我不请求减轻。”

李敖说：“从这一书面陈述中，可以看出我四年多坐牢下来，心灵上所显示的平静与苍茫，这一平静与苍茫，使我对刑期多少或出不出狱并不沾滞，但对我放眼的方向，却别有洞天。1975年9月22日判决确定后，我写了一封秘密的信给吴俊才老师，吴俊才在台大教我《近代印度史》，那时是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是当权派，我信中说：‘俊才老师：以18年师生之谊，请老师先听我一句—李敖实非“###”分子！’我14岁到台湾，现已40，但我至今不会说台湾话，不会听台湾话。我27岁“暴得大名”，贵党报纸骂我是“反派小生”。台湾人有政治野心者想“统战”我这外省人，不足为奇。但我对政治乏味，因此，我拒绝了高玉树。

“‘###’分子拿我做对象，我想至少有3派—（一）‘台湾青年’派（他们不断拿我在他们机关刊物上做主题）；（二）散发传单派（散发‘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三）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一二两派我根本不认识。第三派认识都在他们变成叛乱犯之前。他们出狱后，跟我有来往，我不相信他们会再做书呆子式的政治活动，所以不以为意，不避瓜李之嫌，现在证明了我比他们还书呆。

“我在谢、魏被捕后3周被捕，他们把我说成‘五分之一’（谢说‘五委员’之一，魏说‘两个半’之半），说我同意加入组织，我完全莫名其妙。这时候正是火车站出现‘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等传单的时候……当然构成了办案联合小组（各单位组成）对我的合理怀疑，由于我多年做‘反派小生’的纪录太坏，使我无法取信于人。……大概十几天后，我感到不遥为配合这‘五分之一’的说法，恐怕不得了结。我出于无奈，编了一套说辞，我说我们开过加入的玩笑。我当时想，这一说辞，既可遥为配合加入的意思，又可因开玩笑而大事化小，既无法在‘有无上’澄清，只好在‘轻重上’取信于一时。半年以后，调查局的刘科长来看我说：‘好消息告诉你，查清楚了，我们知道冤枉你了。’后来我听说‘###’分子终于承认对我诬攀。一年后开庭，‘###’分子当庭承认对我诬攀，‘被迫咬李敖’云云。其实这时候，‘###’分子的宣传目的已达到，他们终于号召成功他们有了一个金字招牌的外省同志，并且让贵党背害贤之名。

“我自己坐牢，我没话说；但陪‘###’分子坐牢多年而不能自明，我为之茫然。

“接着我提到：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上，我和贵党任何‘爱国者’并无二致，虽然我被诬为敌人。我的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牛肉面都卖不成了。……最后14个月软禁到来，使我朋友吓光，生意垮尽。我没想到我放弃笔杆已6年，可是仍不见容于人。我又冲动了，我认为贵党不许我做拿笔杆的人，又不许我做不拿笔杆的人。我开始报复。这些报复都开始在沉默6年以后，都开始在软禁发生以后。……我依稀看到悲剧的后果，我看到两败俱伤。我又写道：‘从软禁起算，我失掉身体的自由已近6年。6年前是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6年来，是荒货小贩做不成了，朋友吓跑了，女人嫁人了，房子抵押了，亲人变了，甚至弟弟也因债坐牢了。一切已凋零褪色，面目全非。内在的自己已由绚烂趋于平淡，外在的关系已由平淡归于虚无，6年烟云，可使内外有如此奇变，我仿佛觉得我不是重生一回，而是死了9次。’”

李敖说：“自1949年到台湾，我在穷苦中长大，从写蜡板到送报，到饿着早饭省钱买书，逐渐建立我的一点尚不寻常的‘成绩’，我做过钱穆写信称许的中学生，老师赏识的大学生，胡适限时信送钱赎当的研究生。我最后在极短的时间里纯用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