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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家乡的荒凉与眼前法国小山村里郁郁葱葱的景色形成很大的反差。

现在我们在二锅头酒厂原址上要建现代城，1号、2号楼之间有一棵大树，我关照让工程总监李虹保护住。经过拆迁、钢筋、水泥、塔吊的摧残，不知是否还活着。从法国回来，下飞机后，我去看过，尽管伤痕累累，但那棵树还活着，活着就好。不知在今后现代城的园林设计中是否能派上用场。

在欧洲看到了许多美景，看到了许多花园，边看边摄像，全都带回来了，希望取回来的是真经，而不是皮毛。我们将与我们的园林设计师一起工作，把住在现代城的人们的院子建成一个美好的花园。也许园林建成后，如同我们现代城的房子一样，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用心了，用脑了，也用情了。希望儿时憧憬的美好景象，能在现代城再现。

爷爷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去世了，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你三爷名叫潘尔廉，字砺斋，逝世于一九六八年。他是饿死的，他死后，我们去他屋里，发现已经没有一点粮食了。”

疼爱我的爷爷。

疼爱一草一木的爷爷。

我多么希望你不是被饿死的！

我们家和鸦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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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个世纪末，上世纪初，鸦片这种毒品在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后流传到了我的家乡——中国甘肃。我最初对鸦片这种毒品的了解是通过家里人和村里的老人讲给我听的，村里老人讲的都是我们家族祖辈关于鸦片的故事。

那时我们的家族是个富有的大家族，这种富有我想也只是当时中国最偏僻农村的贫富标准，如果按今天的标准也只能算是一户温饱人家而已。但到了我爷爷的爷爷这一辈，家里的人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村里人常常说，我们家有“十八杆烟枪”，意思就是有十八个人在抽鸦片。家人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也都因为抽鸦片慢慢垮了，家里的事也没人再管，家境很快就衰败了。

我的爷爷当时只有十岁出头，他在我们天水一个叫马跑泉的地方上学，是家里人唯一的希望。

有一次爷爷回来晚了，爷爷的爷爷一直在等他，回家见爷爷还没回来，就跑到高崖上的场院边等他。等见到爷爷以后，对爷爷说：你今晚如果不回来的话，我也就不想活了，我就从这崖上跳下去了。这家人被鸦片害到这种程度已经没法自己救自己了，只有靠爷爷给他们带来一丝生命的希望。

后来，爷爷的姥爷把爷爷介绍给了一个姓丁的亲戚，这位姓丁的亲戚带爷爷一起到甘肃文县去收税。

甘肃文县离四川九寨沟很近，只有四十公里的路程。去年我去九寨沟时，汽车就从文县的县城境内穿过，我想到当年我爷爷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于是就对车上在座的各位说：我的老家在甘肃，文县曾是我爷爷收过税的地方。接着旁边的一位导游说：九寨沟周边的妓女都是从文县来的。这句话真让人扫兴。

爷爷在文县收了一年多的税之后，就到了北京，然后又到了广州，并上了“黄埔军校”，成了一名军官。我的伯父也跟随他一起成了一名军人。后来伯父在山西中条山与日本人打仗时阵亡了。据村里人讲，伯父是为了救我爷爷而阵亡的。而爷爷一直活到解放后。

因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我们家的成分就被划成了地主。据家里人说，其实我们家当时并没有多少土地，爷爷一生克勤克俭，对自己和家里的孩子们要求非常严格，据说他从来不用香皂洗脸，只用最便宜的肥皂。但无论在外面什么地方，如果见到天水人，都会给那位天水人十块大洋。所以在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老家周围善良的人们总是在保护着我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