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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史料對補充拜占廷歷史作品的空白也有重要貢獻，特別是安條克的賈赫亞（jahja of antioch，1066年去世）完成的編年史，對研究馬其頓王朝相當有用。[6]9～10世紀涉及拜占廷歷史的拉丁文史料主要有留特布蘭德（liutprand of creona）的《出使記》，他關於受奧托一世（otto i）委派出使尼基弗魯斯&iddot;福卡斯的記述對研究這個時期的文化史絕對具有無與倫比的價值。《往年紀事》提供了大量關於俄羅斯和拜占廷帝國之間關係的重要信息，還包括俄羅斯和君士坦丁堡之間貿易協定的古斯拉夫譯本，該文獻的原始文本已經不存在了。[7]

關於843年恢復使用聖像政策的材料有每年大齋期的第一個禮拜日在希臘東正教教會詠唱的《祈禱詞》。這個文獻最古老的部分涉及聖像問題的法規，在某種程度上是843年宗教會議決議的補充。正如後來幾個世紀出現的其他宗教爭論，正統信仰的新定義一般被隨時附加到《祈禱詞》上，因此，它是9～14世紀拜占廷精神生活史的最重要的文獻。[8]西西里的彼得（peter of sicily）的作品是保羅派歷史和說教的基本作品，也是其他作品的史料來源。[9]關於伯格米派異端最初情況的主要權威史料是大教長塞奧非拉克特（theophylact，933～956年在任）致保加利亞沙皇彼得（peter）的書信，[10]特別是保加利亞教士哥斯馬斯（sas）[11]的講演詞。關於保加利亞教會問題和羅馬與君士坦丁堡兩大教會之間的爭端問題，應該參考869～870年宗教會議[12]和879年宗教會議決議，特別是大教長弗條斯（photi）[13]與當時的幾位教皇之間的書信。[14]在米哈伊爾三世1272年的黃金詔令中還保存著瓦西里二世（basil ii）在征服撒姆埃爾（sauel）帝國後就規定奧赫里德大主教事務的三個文件。[15]君士坦丁-希利爾（nstante-cyril）和美賽德烏斯這兩位斯拉夫人聖徒的傳記很好地說明了拜占廷教會在斯拉夫人中傳教活動的情況，最新研究已經確立了它們作為史料的無可爭議的重要價值。[16]這個時期希臘聖徒傳記中最有價值的作品包括：皇后塞奧多拉的《傳記》、[17]利奧六世（leo vi）第一任妻子皇后塞奧發諾的《傳記》、[18]大衛&iddot;尼西塔斯（david nicetas）撰寫的大教長伊格納提烏斯（ignati）的《傳記》，[19]特別是大教長尤塞米烏斯（euthyi）的《傳記》。[20]大教長尼古拉斯（nicholas ystic）的許多書信[21]是頭等重要的史料，同樣重要的還有羅曼努斯&iddot;利卡潘努斯致保加利亞國王西蒙的兩封信，[22]它們說明了在913～925年那個重要時期拜占廷-保加利亞之間的關係。出使西蒙的拜占廷使節利奧（leo choerosphactes）的書信也是研究利奧六世時期拜占廷帝國與保加利亞關係的特別有趣的史料。[23]

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是所有歷史階段拜占廷史料中最重要的史料：關於軍區的論文（《論軍區》）是對拜占廷各省區歷史和地理的描述；[24]關於拜占廷帝國與之打交道的國家和民族的論文（《論帝國管理》）是拜占廷的外交手冊；[25]包羅萬象的禮儀慶典書籍（《禮儀書》）是歷史考古課題信息的極其寶貴的寶藏。[26]這些作品匯集了不同時期的材料，對其前代研究也具有價值。例如在《禮儀書》中就包括非羅塞烏斯（philothe）描述900年前後拜占廷政府機構的《官府圖譜》一書。[27]米哈伊爾三世和塞奧多拉時期（845～856年）的《官職表》提供了拜占廷不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