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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那时在“兰心大戏院”的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正要重新进入文艺界工作,但1955年,吴嫣因为潘汉年事件牵连,被关进提篮桥监狱,财产也被充公。有人上门来劝父亲与她划清界限,虽然当时父亲和她结婚还不到一年,但父亲将来做工作的人骂了回去。这样一来,“自取灭亡”的父亲也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他后来就在电影院里做起送胶片、领位员的工作,见到他的人又有几个知道,这个落魄的老头儿在国共合作时还为美方做过翻译呢?
父亲与吴嫣的婚姻也并不那么幸福,因为北京的程氏家族难以接受父亲娶了这样一位“茶花女”式的人物。父亲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而吴嫣在政治气氛宽松后又慢慢与她原来的“姐妹”热络起来,对父亲照顾得并不是很周到。77岁那年,父亲去世于上海。
因为父亲的再婚,4岁时,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长孙,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对我都很好,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父母一起生活被宠爱的那种快乐。在我看来,即便是父母的责骂,也是一种与父母之间令人渴望的交流。可惜,这一切我从未拥有过。我从小到大的语文都非常好,但小学升初中的语文考试考砸了,就是因为那次的作文题是《我的家庭》,别的孩子自然都会写与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而我,因为没有经历过,也不会写。
母亲虽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宠爱。1962年,她来北京拍《早春二月》,与孙道临、谢芳、谢铁骊等几位主创人员都住在白塔寺电影局招待所里,母亲把我接到剧组里,利用一切机会,增加母子之间的交流。后来阿丹叔叔也来到了剧组,周末,他们一起去王府井买东西。很多人围观他们,他们走到哪儿大家就跟到哪儿。道临叔叔来了,坐公共汽车去后海,乘客也都围观,我那时也十几岁了,多多少少有些叛逆心理,虽然一起上车,他们坐在前面,我远远地站在后面,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样子。为此,道临叔叔还向母亲“抗议”,说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6)
现在回想起来,在母亲四十几岁时,她也许想到自己的未来,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亲对我的母爱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10岁那年寒假开始,我每年假期回上海,平时住在妈妈家,有姐姐和大姨为伴,周日住爸爸那里。那段时间,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母爱得到了些许补偿:夏天洗完澡后,她搂着我坐在阳台上给我讲故事,或带我和姐姐到附近散步。
母亲断断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她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体,可惜这些信件,以及妈妈的照片后来都在“*”当中烧毁了。这几年母亲的照片都是我断断续续从她以前的朋友那里搜集来的,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也看到了当年母亲在台历上留给他的只言片语,这对我来说,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纪念。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父亲当年也对姐姐视若己出。即便离婚后,姐姐还经常来程家找她的这个“爸爸”。姐姐虽然留在母亲的身边,但她在家里很孤独,母亲对她很严厉,她与贺路的关系也不好,所以特别喜欢我这个比她小7岁的弟弟。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离开前,姐姐特地领我到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相时我总是不笑,姐姐就挠我痒痒。这张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之间永远的回忆。有一年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车后先到父亲家,正在洗澡,姐姐兴冲冲赶过来,不管不顾地冲进卫生间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