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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5)
1948年7月,《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理由是“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南京版被勒令“永久停刊”后,《新民报》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上海版被停刊,成都版被查封,重庆版遭严重*,好几个记者解放前都牺牲在渣滓洞。
不久,有人告诉母亲政府已对她下了逮捕令,母亲立即托当时公开身份是中央银行主任秘书的黄苗子买了张机票,逃到香港。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还对母亲发布了“通缉令”。
母亲兄弟姐妹很多,其中有4人先后追随了共产党。只有三舅邓友德,当年在四川读书时还加入过共青团,本来是想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因为一场病滞留上海,后来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走了另一条道路。抗战时在上海替国民党做地下工作,还被法租界警察抓过,日本想引渡未果后逃回重庆,在那里进了国民党*。抗战胜利后,邓友德当上国民政府新闻局副局长,正好是母亲的顶头上司,我记得经常是早上还没起床,就接到他的电话质问母亲:“你们这碗饭到底还想不想吃?”其实他和母亲姐弟感情很深,只是立场不同。1944年政府组织一个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副团长就是三舅邓友德,他到了延安之后,还和自己在延安的另外三个弟弟合了影。
邓友德在解放后去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巴西、日本等地,最终落在台湾。解放初母亲见周恩来,周总理还记得三舅,跟母亲说:“你要动员友德回来!”母亲还很认真地跑到广播电台的对台节目里广播一番。1990年我陪母亲去美国,飞机在台北停一小时,我们事先托人找到舅舅,想让他和母亲见一面,但是,当时台湾的政治空气紧张,虽然他已经退休,但还是心存畏惧没有来。1993年敬琏到台湾访问,又托人找到舅舅,这一次他们终于见了面。他还托敬琏带月饼给母亲,可惜直到1995年母亲去世,他们都没能再见一面。
最后的舞台
1949年4月中旬,在*香港工委负责人夏衍的安排下,母亲带着小弟从香港乘船回到北京。母亲最关心的还是她的报纸,她特地跑去问夏衍,解放以后还能不能私人办报?夏衍的回答是肯定的。
北平解放后,《新民报》一部分地下党员登报声明“脱离资方”。母亲刚从香港回来,面对这种局面,很是不解,她要求见周恩来。和总理见面时,母亲问:“私人还能否继续办报?”总理回答:“可以。”后来又派了一个以胡乔木为首的工作组来解决《新民报》的问题。
但母亲再也没有在报社当家。1950年成都、南京两社结束,1952年重庆社结束。北京社则于1952年在资方要求下,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出面收购,原来的员工被安排到后来成立的《北京日报》,也算是给他们一个出路。上海社也于1952年底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被上海市委接管。
刚解放时,母亲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北京《新民报》结束后,她在报社担任顾问。继父在公私合营的上海《新民报》仍有社长的名义。1956年,继父被任命为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母亲则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1957年,毛泽东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父母都参加了北京市非党领导干部整风座谈会。继父以他一贯的谨慎,没有提什么意见。而母亲以她一贯的直率,根据接触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最关心的还是法治问题。有一天早饭时,继父对母亲说:“小弟让你说话多想想。”母亲毫不在意地说:“有啥子可以小心的﹖我们不都是为了党好!”母亲很认真地提了很多意见,关于“公”、“私”合营,关于新闻自由、*和法治??结果她和父亲双双当上了右派。
反右斗争结束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