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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志选注》的《前言》中,就说“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而且明确指出七擒孟获“不合情理”,南人不反“不合事实”。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也用《三国志》之《李恢传》、《马忠传》、《张嶷传》中的大量材料,证明诸葛亮北还后,南中的叛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后来曹魏大兵压境,刘禅打算逃往南中,谯周就说去不得。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南方远夷”的臣服,是丞相用武力逼出来的(兵势逼之),并不可靠。而且,他们臣服之后,反倒要多交赋税,就更是心怀不满,甚至充满仇恨(以为愁怨),因此随时都可能暴乱(见《三国志·谯周传》)。看来诸葛亮的“攻心”,并没有达到“反侧自消”的效果。这个未必成功的事例,怎么能用来劝谏岑春煊?
然而诸葛亮进行的战争,除了南征,就是北战。所谓“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是指南定夷越,也就只能是指北伐曹魏了。
其实讲通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弄清楚诸葛亮北伐的真正原因就行了。前面说过,诸葛亮的北伐,其实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原因也有三条,我在《品三国》(下)的《以攻为守》一集讲过,即: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这三条,至少前两条,诸葛亮应该是心中有数的。何况《隆中对》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北伐灭魏的时候?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呢?
答案就在《出师表》。《出师表》一开始就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是实话。也就是说,诸葛亮出师北伐,是因为蜀汉政权受到了威胁。那么,威胁来自何方?来自孙吴吗?不是。诸葛亮执政后,吴蜀盟好已经恢复,双方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来自曹魏吗?也不是。赤壁之战后,曹魏从来就没主动攻打过刘、蜀。反倒是,刘备攻汉中,关羽围襄樊,孔明出祁山,屡屡挑衅。所以,这笔账也不能算在曹魏头上。曹魏不进攻,孙吴没威胁,所谓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内部出了问题。套用孔子的一句话说,就是吾恐诸葛之忧不在曹魏,而在成都城中也。
实际上我在《以攻为守》一集已经讲过,诸葛亮的坚持北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理想必须实现”,二是“小国更要图强”,三是“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管理和治理起来就顺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镇压反对派,也便当得多。想当年,执掌鲁国国政的大夫季孙,就曾经因此而准备进攻鲁国的附庸颛臾,所以孔子才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不过诸葛亮和季孙氏的情况并不相同。季孙攻颛臾是以强凌弱,诸葛伐曹魏是以弱抗强。季孙之忧在鲁君,故曰“萧墙之内”;诸葛之忧则不在刘禅,故曰“成都城中”。那么,让诸葛亮感到忧心忡忡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三 谁有“反侧之心”(1)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蜀汉政权的内部结构。
我在《品三国》(下)多次说过,刘备、诸葛亮建立的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种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种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种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这三股力量,由于有先来后到的原因,就形成了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