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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繼續往下讀。在交代了背景之後，就直奔題旨：《我之節烈觀》，也就是我怎樣看待&ldo;節烈&rdo;，把&ldo;節烈&rdo;置於被審視(審判)的地位。首先就要弄清楚所謂&ldo;節烈&rdo;是怎麼一回事;經過一番討論，魯迅做了這樣的概括：&ldo;總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著，或者死掉;將這類人物，稱讚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了。&rdo;‐‐這實際上是樹起了一個論戰的靶子;然後開始進攻，提出&ldo;疑問&rdo;。但魯迅又聲明，&ldo;我認定這節烈救世說，是多數國民的意思;主張的人，只是喉舌&rdo;，&ldo;所以我這疑問和解答，便是提出於這群多數國民之前&rdo;。把批判的鋒芒直指&ldo;多數國民&rdo;，也即&ldo;節烈&rdo;論的社會基礎與群眾基礎，這確實是魯迅所獨有的眼光。

魯迅一開口便提出三個&ldo;疑問&rdo;：&ldo;不節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國家?&rdo;&ldo;何以救世的責任，全在女子?&rdo;&ldo;表彰以後，有何效果?&rdo;‐‐魯迅說，這是&ldo;依照舊日的常識&rdo;提出的質疑：在中國傳統中一向是&ldo;男子做主&rdo;，&ldo;照著舊派說起來，女子是&l;陰類&r;，是主內的，是男子的附屬品&rdo;，&ldo;治世救國，正須責成陽類&rdo;;而現在是你們男子將國家&ldo;治&rdo;得&ldo;國將不國&rdo;，怎麼將罪責推之婦女，還要她們來獨自承擔&ldo;救世的責任&rdo;呢?魯迅在這裡揭示的正是&ldo;以男子為中心&rdo;的舊道德的內在矛盾。

接著魯迅又提出了兩個更帶有根本性的質問：&ldo;節烈是否道德?&rdo;&ldo;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rdo;‐‐魯迅說，這是&ldo;略帶二十世紀氣息&rdo;的問題，它所依據的正是新世紀的新道德：一是&ldo;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rdo;;一是男女&ldo;一律平等&rdo;，&ldo;有一律應守的契約&rdo;，&ldo;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rdo;。應該說，這兩條新道德原則的提出，在中國的思想史、倫理史上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的;而且在一方面盛行極端利己主義，一方面卻有人不斷鼓吹極端利他主義的道德高調的今天，也還不失其意義。

問到這裡，本已經抓住了節烈論的要害;但魯迅還要進一步追問：如此不合理的節烈，&ldo;何以直到現今，居然還能存在?&rdo;於是，魯迅就把他的質疑伸向歷史、文化、社會的深處，追問&ldo;節烈這事，何以發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rdo;?

這一追問，就有了幾個重大發現。一是&ldo;節烈&rdo;並非自古有之，&ldo;直到宋朝，那一班&l;業儒&r;的才說出&l;餓死事小失節事大&r;的話，看見歷史上&l;重適&r;(再嫁)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rdo;，&ldo;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見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話，也不免勃然大怒&rdo;。這樣魯迅就把他批判的鋒芒指向了宋以後的&ldo;業儒&rdo;，即以宣傳儒教為業的道學家們。魯迅進一步揭示這背後的社會原因：&ldo;其時也正是&l;人心日下，國將不國&r;的時候&rdo;，&ldo;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rdo;;&ldo;國民將到被征服的地位&rdo;，&ldo;沒有力量保護，沒有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