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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大家都為我們所遭遇的事情感到吃驚，他卻覺得周圍發生的事情都在意料之內‐‐正因如此，他在監室中是完全孤獨的。

我一年後才理解了他在監獄中的行為：我又回到布蒂爾卡，在七十個監室之中的一間裡我遇見了亞謝維奇的一些年輕的同案人，他們都已判了十年和十五年。在一張捲菸紙上印著他們整個集團的判決，不知何故卻落在他們手中。名單上的第一名就是亞謝維奇，給他的判決是‐‐槍決。原來他從桌子到門之間來回踱步時，用那沒有衰老的眼光透過牆壁所看到的、所預見到的是這個呀!但是，忠於生活道路的毫不後悔的意識給了他以不尋常的力量。

在流亡分子中間也有我的一個同齡人伊戈爾&iddot;特朗科。我同他交上了朋友。兩人都是衰弱的、乾枯的，灰黃色的皮膚包著骨頭(當真我們為什麼這樣垮了下來?我想是由於精神上的惘然失措)。兩個人都是瘦長條兒，在布蒂爾卡放風的院子裡，一陣夏風吹來就會搖晃，我們老是在一起邁著老年人的小心步子，談論我們生活的對比。我與他在同一年生於俄國的南方。當我們兩人還在吃奶的時候，命運之神就從他的破舊的袋子中掏出了一根短稻草塞給我，而給了他一根長的。於是他的小圓球兒就滾到了海外，雖然他的&ldo;白衛分子&rdo;父親只是一個普通的貧窮的報務員。

通過他的生活設想一下在國外的我這一代同胞的情況，使我感到強烈的興趣。儘管家庭收入頗為有限甚至十分拮据，他們仍是在良好的家庭督導下長大的。他們都受到完美的教育，並儘可能地得到了深造的機會。他們是在不知道恐懼和鎮壓的環境中成長的，雖然在他們還沒有壯大以前，各種白黨組織的某種權威的壓力曾經懸在他們頭上。他們長大了，但沒有染上那些籠罩整個歐洲青年的時代惡習(犯罪率高，生活態度輕率、無所用心、放蕩)‐‐這是因為他們好似在家庭的不可磨滅的不幸的陰影下長大的。他們生長在不同國家，但是都把俄國當做是自己唯一的祖國。他們的精神教育來自俄國文學，由於他們的祖國僅止於文學，文學的背後並不存在第一性的實體的祖國，因而更受他們珍愛。他們接觸的現代出版物比我們範圍廣泛得多，內容充實得多，而偏偏蘇聯的出版物他們見到的很少，他們對這個缺陷感覺得最尖銳，他們以為，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們才不能理解關於蘇維埃俄國的主要的、最崇高最美好的東西，而他們所獲知的都是歪曲、謊話、不完全。關於我們真實的生活他們只有最貧乏的概念，但懷念祖國之情是那麼深切，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對他們發出一聲召喚，他們便會紛紛加入紅軍，甚至會感到去死亡要比活下來更為甜蜜。這批在二十五到二十七歲的青年已經有了並堅持了某些與年老將軍和政治家們的意見不相符合的觀點。例如，伊戈爾的小組是&ldo;非預決派&rdo;。他們宣稱，沒有與祖國分擔過以往幾十年的全部複雜重負的人，對於俄國的前途便沒有任何決定權，甚至沒有提出任何建議的權利，只能前去為人民所決定的東西貢獻力量。

我們一起在板鋪上躺過了許多時間。我儘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這個會見向我揭示了(以後其他的會見也證實了)一個觀念，即內戰時期相當大一部分精神力量的外流，從我國帶走了俄羅斯文化的一個巨大而重要的分支。而每一個真正熱愛俄羅斯文化的人都將力求使這兩個分支‐‐本國的和國外的‐‐重新結合起來。只有那時，它才是完全的，只有那時，它才能顯示出健康發展的能力。

我幻想著活到這一天。

人是軟弱的，軟弱的。歸根結底連我們中間最固執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寬恕，決意犧牲許多東西來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