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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不管是写哪一种日记，也无论是哪一种写日记的人，潜意识里的快乐都是一致的。猫捉老鼠，人毕竟是传播的动物。换句话说，如果托太不是那么执着地要看老公的日记，托翁的日记说不定就不会记得那么勤，内容可能也要空洞乏味得多。一个人有了日记（　隐私　）还不够快乐，缺了潜在的读者，快乐就不会完美。在这个意义上，托翁的快乐大于鲁迅，鲁迅的快乐高于莎菲，而庄雅婷以及万千博客们的快乐，则远在他们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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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明白？

有声电影发明以后，电影里的人不仅开始说人话了，而且，同一部电影里也开始出现说着各色人话的各色人等。对白里之所以会蹦出几句外语，通常是为了渲染某种异国风情，一般也只是做个引子，点到为止。段子说，英语作文课，老师出的题目是“当黑羊碰到白羊”，起首提示曰：“One　day　the　black　goat　meet　the　white　goat　on　a　bridge……”

一中国小学生偷懒，灵机一动，挥笔写道：Then　the　black　goat　asked　the　white　goat：　“Can　you　speak　Chinese？”The　white　goat　answer：　“Why　not！”

接下来，羊儿们就全程以中文问答了……

电影里对外语的处理，基本都是这个路子。好莱坞电影里偶尔冒出几句西班牙语，都会打上英语字幕（　每到这种时刻，台版HBO的中文字幕就会忠实地同步出现“西班牙语”四字　），但毕竟也就只限Then　the　black　goat　asked　the　white　goat，接下来，一概以英语对答如流。对中国电影观众来说，电影里的外语可以被分成两类，即外语原版和“译制腔外语”，后一种类别，即不管是“他好像说了世界革命万岁”（《　列宁在1918　》，俄语　），“嘿，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叶赛尼亚　》，西班牙语　），“一直向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追捕　》，日语　），除早期译制作品都有明显东北腔之外（　主要都是电影里苏联人，也包括《　牛虻　》里的意大利愤青　），在声调上一概都表现为一种让中国观众深信这就是从老外嘴里说出来的充满了外语情调的现代汉语。

此外，中国电影里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外语，即日本鬼子说的话。抗日片里的鬼子，有时也讲日语，但一般只讲一两个短语，剩下的不是交给翻译官处理，就是改说中文，再佐以语气、表情、身体语言及剧情上下文，观众完全明白。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电影里的鬼子都爱讲一种“协和语”，即满洲国时代日本在东三省推行殖民教育时使用的一种以汉语为基础，混入日文词序的杂凑新语，是一种带有胁迫性的东北“洋泾浜”。在抗日片的影响下，“鬼子话”已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种特殊的亚语言，王朔曾这样写道：“我们不知道这些电影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内容，只是如饥似渴地吸收那里面的人物性格和只言片语，就像学习自己的神话传统和古老方言。那使我们看上去似乎变得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部落，从电影起源，长出自己的根。那几乎、差点发展为一门可用于交际流利表达思想的外语，你要不懂，就没法跟我们相处。当你站在一个高处，心情很好，打算抒抒情，你要说日语：兔子给给妈耶。还有一些日语、协和语：吃饭是‘米西米西’；征求别人意见是‘那你’；有人敲门是‘什么的干活’；给别人添恶心是‘卫生丸新交的给’。”

有一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女老外向我夸口说，全世界老外里能把中文说得像她那么溜的，绝不超五人，一个有力证据，就是她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