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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和裂變，他們是作家將高家林個性和靈魂的自身矛盾進行了調整和融合後而產生的新的形象，孫少安更多地保留了優秀的傳統精神和文化觀念，孫少平則更多地接受了世界現代意識和文化形態的影響”。李星則認為“他們有遠大的理想，但沒有高家林式的好高鶩遠；他們有為實現理想的奮鬥決心，但卻沒有高家林式的極端個人主義，比起高家林來，他們更現實，更願把理想的實現附麗於整個農村現狀的改良。從某種意義上說，少安、少平既是高家林追求精神的繼續，又是對高家林式的追求方式的否定。”。曾鎮南指出“孫少安和孫少平，是古老的黃土地養育出來的兩個歷史之子，又是生活大變動催生出的現個現代之子。他們是親兄弟，從血緣到氣質，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由於生活道路、閱歷經驗、文化薰陶的不同，思想性格也有很多相異之處。這是具有不同的典型意義和美學價值的兩個發展中的典型性格”。還有人對孫少平給予更充分的肯定，認為孫少平“是小說作者對生活的一種發現和創造，是作品中最有思想價值和藝術光彩的人物”，“他深刻地反映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後，破土而出的小生產者在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進一步解放的強烈要求。這是變革時代嚮往現代文明的一顆不安定的靈魂……他是一個具有豐富時代內容和思想內澄清的藝術典型，是作品中最能引起廣大青年讀者共鳴的一個人物”。

1986《平凡的世界》（3）

評論中的另一個焦點，是路遙創作表現出的“史詩性的品格”。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座談會上，人們就認為這部小說“顯露出了構思博大，氣勢恢宏的特點。不能說《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史詩性的作品，但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作家的追求賦予了這部作品以史詩性的品格”。評論者們第一次把路遙的創作審美特徵從“深沉”、“宏大”提升到“史詩性的品格”上來。王愚也認為“《平凡的世界》透過幾個糾結在一起的普通人的命運，以及他們的內心活動、精神歷程，映襯出歷史的變化對廣大人民心理構成的滲透和影響。作家藝術構思和審美追求的指向，雖不能說已經寫出了一部史詩，但卻是具有史詩的品格的。李星就此問題展開論述，指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是“詩與史的有機結合，又是詩的內容壓倒詩的內容的不均衡體”。待到第三部出版後，雷達進一步分析作品的內在特徵，認為作家“抓住了兩種最基本的結構力量，那就是史與詩：縱向的史的骨架與橫面的詩的情致的融合，對社會歷史走向的宏觀把握與對人物命運、心靈的微觀透視的融合。沒有史的骨架作品無以宏大，沒有詩的情感作品難以厚重。總的來說，《平凡的世界》是透過人物命運的歷史化和歷史程序的命運化，力圖概括我們當代生活中最大的思潮和某些本質方面”。

在《平凡的世界》引發的路遙創作研究熱潮中，饒有新意的是有關路遙創作心理上的新的成果。李星在1987年就論及路遙的創作心理，認為“作家的創作活動是作家依據自己的個性、氣質、心理，面對前人無比豐富的文學傳統的積極的選擇過程”，《平凡的世界》的創作，“正是作家無法迴避的選擇結果。這種選擇既是作家主體性的主動，又具有某種無法迴避的被動”。李繼凱透過路遙小說中農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交叉、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交叉、大眾文化與先驅文化的交叉的幾種形態，進而推斷出路遙在“作家化”的過程中，“地域或陝北文化、中國或民族文化、世界或人類文化這三個層次的文化構成，先後順序層遞地對他的文化心理產生了重要影響，並內化為他的文化心理的重要因素，從而由內而外地制約了他生活與文學的理解與選擇，寫出了一系列屬於路遙的作品”。而肖雲儒的《路遙的意識世界》長篇論文，應是關於路遙意識研究的最為系統與深刻的專論。此文透過路遙的“苦難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