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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爷爷死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有霜。村东头的柳树上落了几十只乌鸦，据说挖墓的人去了十几个，用了两个小时才将墓穴挖成。出殡那一天，一口红漆大棺材被几十个人抬着，也没有多沉重，抬棺人的脚步却很零乱而慌忙，好像随时会将棺材摔在地上一样，我远远地站在路边看，杨爷爷的儿孙们披麻戴孝，纸钱在空中飞舞，灵幡迎着朔风发出奇怪的声响，很像杨爷爷的老榆木拐杖触地的声音。目送着送葬的人群远去，我回到家里，妈妈在煮腊八粥，我问，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如果在这种天将人埋在地下，会不会变成冰块？妈妈没有回答我。

妈妈抬起头望着窗外说：喜丧，人活七十古来稀，这位老杨头摸着黑儿居然活到九十岁，我说：不对，是八十九岁。妈妈说：照老规矩人死后要长一岁，所以应是九十岁。

我说：人活着时要周一岁，死后却要长一岁，看来活着的人都怕老，死了却嫌活得不够长。

学龄前读过的书

我学龄前已读了许多部长篇小说了。还没上学，我怎么认识书上的字？不记得了。大概是问大自己十二岁的大哥，因为他十六岁就当老师了；还有喜欢读书、读报的父亲；再就是问《新华字典》。当然了，会有许多不认识的字，但在字群中能理解句子的大概意思，或从字群中猜出字的意思，至于读音，会在心里给这些生字瞎编一个读音。可糟糕的是上学后，常常将一些字读出稀奇古怪的发音，老师很是奇怪，会大叫着说，谁教你的？谁教你这么念的？

每每这时，我会吓得手心出汗，因为读音很怪，常常引起全班小朋友哄堂大笑，被老师认为扰乱课堂纪律。记得最严重的一次，因为读字发音错误，而且老师怎么纠正都没有用，因为我在读小说中，自己瞎编的读音实在是根深蒂固，几乎无法再改。这一次，老师气得拿教鞭使劲敲我的头，敲得咚咚响。就这样，还是改不了，最后老师就像老鹰抓小鸡那样，用他那只肥大健硕的大手，抓住我的后颈子，将我提出教室，重重地戳在外边晒太阳，并且说：什么时候读对了，什么时候进来。

没有办法，如今大学已毕业多年，有些字的发音我还按自己儿时瞎编的音来读。我儿子常常瞪大眼睛惊叫：妈妈！你刚才说的是什么音呐，好奇怪呀！每每这时，我和老公就会哈哈大笑。我连连道歉：对不起，妈妈没文化，老读错发音。

大哥说服校长，在学校开了个图书馆。图书馆买进了许多世界名著和整套的小人书，童话故事集，应有尽有，还订阅了许多文学杂志。如《译林》、《长江文艺》、《星星诗刊》、《作家》、《小说月报》等刊物，而且最让人开心的是，大哥可以随便将这些书籍、报纸带回家。这样，我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将大哥学校图书馆的书都读完了。后来，大哥除了在学校当老师外，又被村支部选为村里的团总支书记。大哥又和村党支部书记商量，村里的共青团员越来越多，为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提高共青团员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村团支部应成立一个图书馆。就这样，我又有了一个图书馆。哥哥亲自进城购买图书，许多世界名著，什么《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这些都是我的至爱；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高尔基的《在人间》、《童年》、《我的大学》，我就更加爱不释手了。到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战争与和平》、《罪与罚》我有些读不懂了，但并不影响我读下去的激情。拿到一本厚厚的大部头，饶有兴味地读下去，常常担心它变得越来越薄，担心后面的不够读。终于有一天，生产队图书馆的书被我读完了，我没的可读了，后来借表姐、表哥的书读，也读完了，就向老师借阅，能借的都借遍了。

那时候，最大的梦想是自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