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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知道（不是猜到，而是多少有精確的概念）蘇維埃國家的基礎腐爛的程度嗎？儘管投入大量的資金，但是農業狀況依然很糟；工業設備陳舊；基礎設施坍塌；我們在科學技術革命中落在了後面（只有軍事工業綜合體自我感覺良好）；勞動的動力低下，因而勞動生產率也低下，還要加上流通中的貨幣量巨大，生活必需品短缺（用幾十億美元向國外購買糧食）的同時大批商品滯銷。還要加上官僚機構臃腫，管理體系失控因此指揮不靈，冷漠消沉，隨遇而安。可是從報告來看，生活像奧庫扎瓦唱的那樣是美好的。正是數量巨大的在編宣傳工作者拿了錢來說服我們，要我們相信一切都好。埃列姆&iddot;克利莫夫想在他的電影《瀕死》中用諷喻方式給我們敲敲警鐘，因為它&ldo;誣衊俄羅斯&rdo;而被束之高閣七年，不是誣衊沙皇，不是誣衊以前的制度，而是誣衊俄羅斯。

當時有誰敢嘗試表示對民族關係的不安，為此他什麼也做不成，民族問題在&ldo;各自由共和國牢不可破的聯盟&rdo;里似乎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可是仔細想一想，每一個詞都不準確。聯盟也好，組成它的民族共和國也好，都按照自己的法則在生活，這一點它們很快就展示出來了。

至於擁有1900萬黨員的黨，&ldo;我們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rdo;呢？到處都提示我們黨是這樣三位一體的，看來是要我們堅信不疑，可是聯盟解體時，這樣的黨又在哪裡呢？但一切都符合邏輯，因為加入這個政治組織是為了飛黃騰達，是為了撈點好處，或者是奉了絕對指令加入的，那麼這樣的最終結果就理所當然了。

當公開性啟動後，許多事情都真相大白於我們，但是比我們早得多、多得多知道我們弱點的，是那些把我們稱作&ldo;邪惡帝國&rdo;的人，他們奉行的是包藏禍心的原則：為了反對蘇聯，可以採用一切手段。

我們在改革之前當然也見到了許多東西，但仿佛習以為常了，加上也許在經歷了這麼多動盪之後，現在連停滯年代也被裹上了一層令人懷念的外衣。

但是不妨想一想，我們當時被徹底剝奪表達意見、更不用說影響局勢的可能性的情景，因此出了名的&ldo;廚房&rdo;才成了公開辯論的唯一講壇。我們當時是按照《舊約全書》的傳道書在生活的：&ldo;王的話本有權力，誰敢問他說：你做什麼呢？&rdo;哪裡敢公開地高談闊論！我當時是外交部部務委員，也就是似乎&ldo;能說上話的&rdo;人，在一次同上級談公務時，而且不是談什麼原則問題，我聽到他鄭重其事地對我說：&ldo;您有什麼權力作判斷？&rdo;

順便談一下外交部的部務委員會。我不記得在1985年外交部換領導人之前，部務委員會曾決定過什麼或者哪怕認真討論過什麼。有時對賣力過了頭的大使提出警告，聽取應召回莫斯科的大使作報告，我們在部務委員會會議上從不提出尖銳的問題，我們當然會得到領導附帶的申斥或一些情報，但僅此而已。

記得當時黨的會議上誰都不會對言行嚴重不一感到驚訝，大家心安理得地把主要的思想家蘇斯洛夫的話當耳邊風，如他說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只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力量，蘇聯共產黨有&ldo;科學預見未來的特殊能力&rdo;，未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會給我們帶來完全的勝利，甚至總書記列&iddot;伊&iddot;勃列日涅夫&ldo;對問題的科學研究作出了巨大的個人貢獻&rdo;，而這時勃列日涅夫已重病纏身，據說他請求讓他太太平平地一走了之。日常生活和要人們想像的情景之間完全脫節，因此便產生了彌天大謊。人們沒有受到真理的教育，因此始終在政治上所知甚少，千百年來得到的都是一個&ldo;安慰&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