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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稍微插敘一段，重新談談荷蘭人的事。他們突然使起了性子，在近500枚飛航式飛彈中他們只攤上48枚，但荷蘭連這麼少的飛彈也不想要，他們的鄰國不僅同意部署，而且已經在本國境內部署了，而荷蘭人一拖再拖。他們有一次向我們推心置腹地提出了一個建議：你們從你們幾百組飛彈部署中撤走48枚飛彈，而我們拒絕部署戰斧式飛彈。這一提議當然沒有太大的軍事意義，但政治上的好處看來是無疑的，為什麼當時不試一下制止作用和反作用的連鎖反應，剎住這個慣性運動呢？荷蘭人來到外交部由我領導的第一歐洲司，我便到處敲門（幸虧門不多），請求抓住荷蘭這個機會，可是我的努力是徒勞。但是荷蘭人並不安心，他們說，好吧，你們不用撤走48枚飛彈，但把它們從戰鬥值班上撤下，這樣我們就有足夠的藉口拒絕美國提出的部署。他們是否達到目的，我無法斷定，但外交工作在任何情況下恰恰都是由這些細微差異、嘗試的各種機會、各種方案構成的。我心裡動了一下，看上去好處太明顯了，我們不冒什麼風險，即使荷蘭人沒有拒絕飛彈，我們可以把飛彈調回來加入戰鬥值班，僅此而已。還有得接受飛彈是否撤下的檢查。

我為這事兒好幾次去折騰當時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外交部實際上掌管一切政治問題的格奧爾吉&iddot;馬爾科維奇&iddot;科爾尼延科。葛羅米柯完全信任他，自己在那個階段做的工作已經不多，我們把他稱作&ldo;格馬&rdo;，他是我們的沙皇和上帝，他是一個十分職業的外交官，實際上對每一個問題都透徹了解，而且是每一個細節，工作能力之強令人嘆服，他工作抓得很緊，首先自己干，順便說一下，他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上司，因為他給你交代一個任務，你去完成，之後他便獨自幹了，因此他勝過其他常見的那種領導人，這種人往往自己不動筆，要求你寫，自己在你寫的材料上&ldo;爬來爬去&rdo;，每隔30秒鐘就要你給他念一稿又一稿新的文字。仿佛現在我的耳邊響起了&ldo;格馬&rdo;尖厲的嗓音：&ldo;謝謝，現在我要一個人孤獨地去死了。&rdo;於是你感到很滿意，去干比寫官樣文章有意思的事，過後往往認不出自己原來的創作。聽&ldo;格馬&rdo;同外國同行談話是一種享受，尤其是同那些不願親自讀一下協議、公報、談話記錄原件的人的談話。科爾尼延科對這一切了如指掌，但願那些不求甚解的對話者千萬別遭到他的碾壓。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這美好的三年(4)

他特別令人振奮地捍衛蘇聯在裝備上不落後於美國的權利。&ldo;我們不可動搖的、科學的、數學上作過計算的、花崗石一般的基礎是對等。&rdo;我們不止一次爭論過這個問題，他與部長不同，可以同他爭論；我說，我們這條船本來就裝備超載了，美國人永遠也不會同意真正的均勢，遺憾的是他們的物質條件和其他條件要比我們強得多，但是這不能使格奧爾吉&iddot;馬爾科維奇信服，對中程飛彈的問題他監督得格外嚴。在當時的外交部里，與這個和其他的限制軍備問題有關的人只有嚴格限定的幾個人，我的越軌行動得到了容忍，也許是由於職務歸屬，因為不管怎麼說荷蘭事務是&ldo;我的&rdo;分管範圍。有一次，看來是我用荷蘭的荒誕想法把他搞煩了，他對我說：&ldo;阿納托利&iddot;列昂尼多維奇，請您放下這件事，這方面牽扯到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的利益，因此誰也不會容許您去干。&rdo;屈指可數有幾回這樣開誠布公地談過我們政策真實的動機。由於我不懂事，以致要作&ldo;組織結論&rdo;了。

但這時颳起了另一股風，新當選的蘇共中央總書記米&iddot;謝&idd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