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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地有正氣，國家有綱紀。時勢愈難，世變愈亟，解決應付之方，宜益簡單明了。天地正氣，國家綱紀，為我民族史上撥亂反正之唯一綱領，亦即今日平亂定難之唯一方針。今日國家之中心組織為何?政府之指導系統為何?曰：中華民族創造者孫總理之遺教及其繼承者發揚之精神，又在指導政府之黨。當前時勢，雖極複雜，我政府之立場，不可不守定嚴正之態度，尊重歷史及法律之系統。況蔣委員長數年來所持以統率全國，維持上下者，即在繼承孫總理遺教，即在秉持正氣，維持綱紀，此種精神，即領袖之生命。吾人對此種精神，應與領袖之生命，同其珍重。順道不並存，邪正不兩立。吾人堅信全國之民意，必能發揮精神力量，為政府之後盾，以討賊平亂；又必信全體民意嚴正之陣容，足以掃蕩各種&ldo;言偽而辯&rdo;、&ldo;似是而非&rdo;之主張，肅清一切&ldo;游移兩可&rdo;、&ldo;誤國僨事&rdo;之思想。此非高調，亦非空論，乃今日平亂定變之天經地義。

當前戎馬倥傯，變起俄頃。盱衡時勢，觸目焦心。敢本輿論之職守，列舉芻堯之愚見，貢獻於政府，指陳於人民。愛國民眾，平亂定變之情緒，自必熱烈；保障民族生存之意志，自必堅定。持此精誠，秉此愚忠，督促政府，喚醒民眾，必能芟夷大難，轉危為安。吾人謹再以萬分熱烈之精誠，默禱領袖之安全，佇待領袖之歸來。

這篇聯合聲明實際上講出了陳布雷的心裡話。

陳布雷通過張季鸞，通過各輿論單位確實為蔣介石做了不少工作，陳布雷所撰《對張楊之訓話》，節錄如次：

此次西安事變，實為中國五千年曆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僅有關中國之存亡而已。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決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強勉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並無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中國自來以知過必改為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為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之光明。以爾等之人格與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為我之部下。爾等所受之感應，尚能如此迅速，則其他之人更可知矣。爾等過去受反動派之煽惑，以為余待人不公或對革命不誠。現在餘一年以來之日記，約有六萬餘言，兩月來之公私文電及手擬稿件，亦不下四五萬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種建國計劃及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教育等各種政策與方案，總共不下十餘萬言，爾等均已寓目。在此十餘萬言中，爾等必已詳細檢閱；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為國家而有自私?是否一絲一毫不誠不實自欺欺人之事?余自興學帶兵以來，對部下與學生訓話時，嘗以二語教人，爾等亦必聞知。此二語者，即：(一)余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為國家與民眾之心，則無論何人可視我為國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殺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偽欺妄，而不為革命與主義著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為敵人，即無論何時可以殺余。此二語為余平時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記及文電等，均在爾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見取一言一字足為余革命罪狀者?如果有之，則余此刻尚在西安，爾等仍舊可以照余所訓示之言，將余槍決。余於今益信平日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實踐篤行，無論對上對下，絕無絲毫愧怍也。……余身為統帥，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壞紀之事，余當然應先負責，向中央引咎請罪，並以爾等悔悟之意，呈於中央。爾等此次覺悟尚早，事變得免延長擴大，中央當能逾格寬大也。……吾人無論何時應視國家之生存高於一切；應認定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尤須知人格必須保全，民族乃有基礎。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