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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在對外貿易的管理中，充分發揮了行商的重要作用，達到了以商制夷的目的，同時以官制商，官員通過徵收關稅協調管理貿易活動中的商人，同時也增加了財政收入。在限制外商的過程中，雍正帝所採取的某些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意義。雍正帝對西洋人的活動非常警惕，極大地防止了侵略者和清政府內部一些腐敗分子的勾結，避免了社會動盪，保證了清朝統治的穩定。尤其嚴禁鴉片貿易更是很好地保護了國人，遏制了鴉片貿易蔓延的趨勢。所有這些措施既極大地促進了貿易的發展，同時也保證了清朝的安定。

廢弛海禁，對外開放

明朝時期，鑑於東南沿海倭患日益嚴重，為了更好地管制國民，明代曾長期實行&ldo;片板不許入海，寸貨不許入蕃&rdo;的海禁政策。清政府出於維護自己統治的需要，在初年實行了比明代更為嚴厲的海禁制度。

清廷正式全面推行海禁，是在順治十二年（1655年），當時的規定是：&ldo;海船除給有執照，許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兩桅以上大船，將違禁貨物出洋販往番國，並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圖利賣與番國，或將大船賃與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貨物者，皆交刑部分別治罪。&rdo;次年，又令沿海各省督撫申飭所轄文武官員&ldo;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rdo;，並&ldo;不許片帆入口&rdo;，一度幾乎完全斷絕中外正常貿易往來，同時頒布了&ldo;遷海令&rdo;，在沿海製造無人區。

清初的海禁，特別是強迫遷海製造無人區的政策不僅妨礙了正常的海外貿易，而且使沿海各省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引發出嚴重的社會問題，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政府的稅收，因此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康熙帝親政以後，在沿海地區設置界柵，嚴禁人民&ldo;透越&rdo;，違者處死的規定在一些地方實際已有所鬆動，有的地方逐漸&ldo;開邊&rdo;、&ldo;展界&rdo;，允許內徙人民回鄉復業。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出兵平定台灣，東南各省疆吏乘機請開海禁。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以開海禁既&ldo;於閩粵邊海生民有益&rdo;，又可&ldo;充閩粵兵餉，以免腹地省分轉輸協濟之勞&rdo;，下令准許人們出海貿易。次年（1685年）宣布江蘇的松江、浙江的寧波、福建的泉州和廣東的廣州為對外貿易港口，並分別設立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管理對外貿易事宜，從此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特別是和東南亞諸國往來貿易頻繁。但是不久，清政府發現，每年出海船隻千餘艘，&ldo;回來不過十之五六，其餘悉賣在海外&rdo;。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最終決定停止南洋貿易，不許人民繼續前往，此即第二次海禁。第二次海禁雖然允許中國商人到日本經商，即所謂&ldo;內地商船，東洋行走猶可&rdo;，還明確規定&ldo;至於外國商船，聽其自來&rdo;，不在禁止之內。

第二次海禁之後，沿海一部分出洋貿易的人失掉了往日的職業，無法生存。對於這一點，廣東、福建官員看得很清楚。雍正帝剛剛登基不久，兩廣總督孔毓珣上奏建議取消禁令，允許商人出海貿易。雍正帝交廷臣討論，隆科多堅決反對。雍正帝認為雙方的觀點都有道理，沒有決定。雍正二年，再次討論，廷議結論是仍然實行禁令，雍正帝此時也產生了傾向性於海禁的意見，他從封建統治者傳統的&ldo;重農抑末&rdo;的思想出發，錯誤地認為，解除出海禁令雖然可以解決部分人的衣食問題，卻不利發展農業和社會的穩定，他特別擔心居留海外的民眾歸來後會懷有不軌之心策動反叛。因此，他對孔毓珣說：&ldo;料理地方一切事宜，當於遠大處熟籌深計，凡出一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