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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論點中，突出的是全體德國人對納粹的罪行61承擔&ldo;集體罪責&rdo;的觀點。有過這麼一個傳說，這種論點是英美官方所奉行的原則。事實並非如此。沒有哪個指令有過這樣的提法，沒有哪個高級英、美大臣或部長在講話中提出過這樣的主張。他們所強調的是全體德國人民要對納粹的行徑及其後果分擔責任。&ldo;責任&rdo;這個詞，在波茨坦宣言中使用過。英國廣播公司費了很大的勁去區分&ldo;罪責&rdo;和&ldo;責任&rdo;的意義。前者必然含有譴責的因素，而後者則不然。毫無疑問，駐德軍隊中的許多下級人員對這兩者的區分能力是很差的。&ldo;集體罪責&rdo;的說法肯定是盟國的個別軍官宣揚出去的。但是德國人並不願為罪責和責任之間的區別而煩心，也不願去研究個別人的講話是否代表其上級，這種情況本身是意味深長的。集體罪責是一個考慮極不成熟的概念，很容易加以駁斥。在承擔後果這個意義上人人必須分擔責任的說法，使得那些設法推卸責任、準備要求獲得較好待遇的人都站不住腳了。無庸置疑，集體罪責這一虛構的說法多半是德國人宣揚開來的，儘管他們這樣做也許是出於本能而別無意圖。他們竟然把大部分盟國評論員引入了歧途。

對堅定的反納粹者來說，戰爭意味著一場惡夢的結束。就他們企圖進行積極的反抗而論，他們的處境始終是危如累卵，無從得知哪一次敲門是蓋世太保光臨。就他們保持消極態度、閉口不談思想而論，他們必須長期克制自己，不讓一言一行失慎，從而暴露出自己的態度。由於迫害和移民，他們的人數日益減少。留在本國的許多人，不是鋃鐺入獄，便是關進了集中營。如果他們露面時不帶有神經病或神經抑制症狀，那真是個奇蹟。但對他們來說，特別對社會民主黨人來說，戰爭結束也帶來了失望。故時他們中的大多數對於盟國不親近他們，拒絕和平試探的一切努力，要求無條件投降，都表示忿恨不平。他們不能相信，一旦戰爭結束。他們原來的態度是否還能維持下去。他們認真對待這樣一種理論，即戰爭不是在國家之間，而是在意識形態之間進行的。他們希望德國政府交由他們來掌管，而盟國代表則象同事一樣在旁協助。事實恰恰相反，他們看到政府為外國軍人和行政人員所接管，這些人對德國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往往把所有德國人看成一樣。總有一天，許多責任要落在他們身上。然而，他們繼續受到和別人一樣的戰敗國國民的待遇，他們所受的困苦、所領的口糧，與其他的人一樣。62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這無疑是個有利條件，因為這可以使他們不致沾染上太多通敵的污點，但同時這也使人感到痛心，特別是在大多數其他德國同胞也抱著和他們同樣的希望，而結果只能認為盟國對他們視若草芥的時候。由痛心而一直想到罪責問題，他們所受到的待遇，好象是集體罪責這一理論所導致的結果。他們和其他同胞一樣，認為盟國是持有這種看法的。反對納粹者當然並不否認罪責；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恰恰是那些負有最少罪責的人最願意承認有罪。但他們確實劇烈地爭辯說，盟國本身也應該受到同樣的責備，因為從凡爾賽以後推行的政策促使希特勒攫取政權，並允許他鞏固政權的、正是他們，盟國方面沒有哪個通情達理的人有理由拒絕承認在這個意義上也同負其咎，那使在負咎多少的問題上還有爭辯的餘地。但還有其他許多德國人很想抓住盟國承認負多少責任這一點來作為他們推卸責任的藉口。一個德國牧師覺得有必要提醒他教區裡的全體教徒，一個回頭的浪子並未說過：&ldo;父親，我承認有罪，但我的長兄如果不是那樣一個偽君子，我決不會棄家出走的。他應該和我受到同樣的責備。&rdo;許多反納粹主義者對公開承認他們並無異議的罪責表現得躊躇不決，唯恐人家利用這一點從政治上來反對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