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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名囚犯是一個德國平民，穿著一套黑衣服，黑大衣，黑呢帽。他已經五十開外了，個子高高的，保養得很好，有著一張吃白淨糧食養成的白淨的臉。

我排在第四對，押解隊長韃靼人軍士用頭示意，要我拿起放在一旁的我那隻貼上封條的箱子。在這隻箱子裡裝著我的軍官用品以及在我目睹下取得的判我的罪用的全部書面證據。

怎麼說‐‐拿箱子?他，一個軍士，想要我這個軍官拿著箱子走?就是說，拿著新的內務條令禁止的大件物品走路?而旁邊卻空手走著六名列兵?還有‐‐一名戰敗民族的代表?

我沒有那麼複雜地向軍士表達這種種想法，只是說：

&ldo;我是一個軍官。讓德國人拿吧。&rdo;

聽到我的話，囚犯中沒有一個轉過身來：轉身是禁止的。只有和我並排站著的那個，也是su，驚異地瞟了我一眼(當他們離開我們軍隊的時候，這個軍隊還不是這樣子的)。

然而，反間諜機關的軍士並沒有感到驚異。雖然，我在他的眼裡當然已經不是軍官，但他和我所受到的訓練是相同的。他把那個毫無過錯的德國人叫過來讓他拿箱子，好在他連我們的話也聽不懂。

我們其餘的人，都把手背了起來(戰俘連一個小背包也沒有，他們空手離開祖國，空手回到祖國)，於是由四對人排成的我們這個縱隊便出發了。我們不會和押解人員交談，而彼此談話，無論走路、休息或宿夜的時候……都是完全禁止的。我們這些受偵查的人，應當像是帶著無形的壁障走路，好像每個人都憋在自己的單人監室裡頭。

正是變化無常的早春天氣。一會地薄霧瀰漫，即使在堅硬的公路上走，靴子底下也令人心煩地撲哧撲哧響著稀泥。一會兒大空明朗起來，淡黃色的柔和陽光，好像對自己的贈賜還不很有把握似的，溫暖著幾乎已經化了雪的丘崗，使得我們應當離開的這個世界，看上去好像是透明的。一會兒突然颳起一陣惡風。從黑雲中撒下似乎已經不是白色的雪片，冰冷地扑打到臉上、背上、腳下，濕透了我們的軍大衣和包腳布。

前面是六個背影，固定的六個背影。有時間去反覆細看這些彎彎扭扭的醜惡烙印su和德國人背上發亮的黑衣料。也有時間去反覆思量過去的生活和認清現在。而我卻不能。迎頭挨了一棍後‐‐我對現在已經認不清了。

六個背影。在它們的晃動中既沒有贊同，也沒有責怪。

德國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斷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經拿不動了。這時，和他並排的戰俘，天曉得他剛剛在德國俘虜營中嘗過什麼滋味(或許也感受過仁慈)‐‐自願地拿起箱子提著走了。

然後其他的戰俘也都不用押解人員的命令輪流拿了箱子。然後又是德國人。

但我除外。

而誰也沒有對我說一個字。

有一次，我們遇到了長長的一列沒有載貨、的馬車隊。馭手們好奇地回頭觀望，有的在車上站起來，瞪大眼睛瞧著。很快我便明白了，他們的活躍和痛恨表情是沖我來的‐‐我跟其餘的人有顯著的區別：我的軍大衣是新的、長長的、照身材縫製的，領章還沒有拆下來，沒有割下的鈕扣在露出雲層的太陽光下閃爍著廉價的金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是一個軍官，新鮮的，剛被抓起來的。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軍官的垮台使他們感到快意的激動(正義感的某種余跡)，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們被政治講話填滿了的腦袋裡容納不下一個想法：他們的連長也能這樣一下子被抓起來的。於是便一致斷定，我是從那邊來的。&ldo;弗拉索夫畜牲，落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