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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情景：“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全市唯一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公寓对于张爱玲来说是“最合理的逃世的地方”。（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这儿虽比不上从前的花园洋房，但经历了港战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日子，回到上海，回到亲人姑姑的家，此时的张爱玲已备感安稳与踏实。她说：“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的姑姑雍容典雅，性格温和，有贵族大家闺秀的孤傲，也有上海典型小资独身女人的精致与完美，因为太过精致、太过完美，姑姑偶尔会有些不近人情，但张爱玲是识趣的，懂得如何与姑姑相处，如何去维系姑姑家的“精致完全的体系”。（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认为姑姑是“轻性知识分子”，　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睿智而幽默。张爱玲喜欢和姑姑交谈，听姑姑讲一些生活里的琐屑小事和家族里的陈古旧事。姑姑讲的好多事、好些人，后来大多被张爱玲写进了小说。

对名人，姑姑有她的评价：“既然这么出名，相比总有点什么东西吧？　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后来红得发紫的时候，姑姑也从来不当回事。张爱玲诸事喜欢问姑姑，问急了，姑姑就埋怨道：“跟你住在一起，人都变得饶舌和自大起来。”（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姑姑作播音员的时候，曾风趣地对张爱玲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劝姑姑写文章，姑姑却淡泊名利，不屑于此，她巧妙委婉地说：“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只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地省字，拿起稿费来不上算。”（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姑姑的家，无疑是张爱玲写作的最佳环境，没有独居的孤独与寂寞，闲暇时拉拉家常，偶尔还能激发起灵感。姑姑在张爱玲心里，是比母亲更亲的亲人。张爱玲亲历了家庭的崩溃、父母的冷漠、亲情的疏离、后母的恶毒、成长的凄凉，温暖、温馨、温情……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感觉似乎早已与她无缘，唯有姑姑还能让她微微地感受到些许亲情的暖意，尤其在乱世，有这么一位姑姑收留自己，已是弥足珍贵、稀罕的事了，于张爱玲苍凉的一生，姑姑无疑是一抹难得而亲切、恬淡的暖色。

张爱玲以她独有的贵族气质，用惊艳凄美、大俗大雅的笔墨，描述着都市琐碎精致、绝美苍凉的奇闻怪事。一幅幅精美别致的画面，把大上海陈旧颓废与现代时尚相混杂的风情世故，绝妙地勾勒在眼前，栩栩如生。在沦陷的背景下，这些贵族遗少、小姐卿卿我我、凄凄戚戚的风流韵事、似乎显得有些突兀，有些刺眼、有些附庸风雅。

但张爱玲不在乎，对她来说，窗外的国家、民族、枪声、炮声、生死、存亡……都与她不相干，她从不关心与自己不相干的事，她依然故我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她喜欢上海，喜欢乐此不疲地描写上海，即使上海沦陷，文明沦为废墟，她也仍然喜欢。她说：“纵有千般不是，但与我们亲。”（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沦陷后的上海，消沉萎靡，文坛凋零。不少着名的文人都韬光养晦，寻求自保。唯独张爱玲我行我素，固执地用笔墨挥洒自己的传奇。

在1943～1945　年，　短短两年的时间，　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